發(fā)布時間：2022-11-09 23:08:50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yōu)槟x了8篇的法學研究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fā)，請盡情閱讀。
1.研究生法學教學方法之選擇
2.論非法科法學研究生的培養(yǎng)
3.法學研究生案例教學研究
4.中國最早的法學研究生教育
5.對法學研究生科研能力培養(yǎng)模式的思考
6.中國法學領域內碩士研究生教育之路
7.法學研究生教學中應用性教學方法的運用研究
8.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生培養(yǎng)模式研究
9.談法學研究生的培養(yǎng)方式改革
10.法學研究生課程教學方式反思與拓展
11.法學研究生診所式教育探析
12.法理學研討式教學及其對培養(yǎng)法學研究生思辨能力的作用
13.對現行法學研究生教育模式的思考
14.對高校法學專業(yè)研究生法律英語教學的思考
15.環(huán)境法學碩士研究生培養(yǎng)模式的探索
16.法學碩士研究生培養(yǎng)模式的反思與探索
17.法學碩士研究生培養(yǎng)模式的反思與探索——以實踐性教學為視角
18.“三嚴三寬”育英才——民事訴訟法學博士研究生培養(yǎng)之檢討
19.地方高校法學專業(yè)研究生教育亟需解決的幾個問題
20.試論法學碩士研究生培養(yǎng)質量的提高
21.法學類碩士研究生法律職業(yè)能力培養(yǎng)路徑探索
22.訴訟法學碩士研究生培養(yǎng)質量保障機制研究
23.論法學類研究生教學方式的改革
24.法學碩士研究生教學改革目標導向與教學方法變革
25.法律碩士（法學）專業(yè)研究生培養(yǎng)模式的問題與對策
26.金融全球化新時期法學碩士研究生培養(yǎng)模式轉型之思考
27.法學碩士研究生的“三教”
28.改革法學碩士研究生入學考試試題制度芻議
29.法學碩士研究生培養(yǎng)模式的改革與創(chuàng)新
30.對法學專業(yè)研究生教學模式的反思
31.法學思維在研究生管理中的應用
32.論法學碩士研究生課堂教學質量評估體系的構建
33.法學碩士研究生法律英語詞匯學習策略（混合方法）實證研究
34.法學碩士研究生實踐能力培養(yǎng)的內涵與路徑探究
35.論法學碩士研究生教學模式改革
36.法學碩士研究生教育質量的評價方法
37.全國法學專業(yè)研究生“企業(yè)法務征文獎”專題——公司非破產清算中的制約與權衡
38.碩士研究生導師期望值研究——基于法學類碩士研究生對導師期望的調查分析
39.法學碩士研究生課堂實踐教學的進階路徑
40.優(yōu)化法學碩士研究生課程設置的思考
41.創(chuàng)新型法學博士研究生培養(yǎng)模式探索
42.我國法學碩士研究生教育改革芻議
43.法律碩士（法學）和法學碩士研究生分類培養(yǎng)研究
44.法學碩士研究生創(chuàng)新能力培養(yǎng)的阻卻性因素研究
45.我國法學研究生教育現狀之檢討——以中日課程設置及教學方式為中心
46.關于當代法學研究生培養(yǎng)的思考——以純粹學術型法律人為視角
47.談法學研究生的學術研究及論文寫作
48.未來法學研究生的成功指導之道
49.法學研究生的培養(yǎng)方式改革
50.論法學研究生的討論式教學的改革與創(chuàng)新——以西南政法大學教學實踐為例
51.法律史、法解釋和法釋義學——對法學研究生學術路徑的一點建議
52.法學研究生的狂與貪
53.法學研究生如何學習和思考
54.國際法學研究生教學方法改革探析——以法律實證研究為視角
55.專業(yè)設置對法碩（法學）研究生思想狀況的影響分析
56.論非法科法學研究生的培養(yǎng)——兼談法學教學理念之革新
57.如何讀法學研究生
58.論法學研究生的創(chuàng)新能力培養(yǎng)——基于價值序列和創(chuàng)新動力構成的雙重視角
59.當前法學碩士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和對策分析——以海南大學法學院為例
60.環(huán)境法學碩士研究生培養(yǎng)模式的探索
61.醫(yī)事法學研究生培養(yǎng)現狀分析
62.法學研究生教學中知識拓展、知識鏈接與能力提升的探討
63.我國法學研究生教育國際化改革——從評估標準切入
64.德國、澳大利亞、中國法學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比較
65.我國法學碩士研究生教育現實困境和改革方向
66.論法學研究生創(chuàng)新能力的提升
67.淺談法學研究生知識結構的構筑
68.論法學研究生教育中的法律思維培養(yǎng)——兼論WTO案例教學
69.新世紀法學研究生教育--學問、常識、以及道德
70.學生打工遭遇法律空白--一個法學研究生受騙后的醒悟
71.新形勢下法學研究生培養(yǎng)模式創(chuàng)新的系統(tǒng)思考——以湖南高校為例
72.法學研究生課程教學方式反思與拓展
73.中國法學研究生學術成長的思考——從貝卡利亞學術成功之路談起
74.新世紀法學研究生教育——井田之治抑或阡陌交通？
75.關于法學研究生課程設置和學位論文的思考——以廣西師范大學法學院的教學實踐為例
76.新世紀法學研究生教育--我們的路，我們的未來
77.新世紀法學研究生教育--研究生如何上課
78.試論司法考試和法學研究生教育的關系及其對策
79.法學碩士研究化法律碩士專門化——我國法學專業(yè)研究生培養(yǎng)模式芻議
80.法學研究生培養(yǎng)方式的革新——優(yōu)勢教學法與團隊研習法的結合
81.我國法學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若干思考
82.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生培養(yǎng)模式研究
83.訴訟法法學研究生培養(yǎng)模式的探索——以“四個結合”為基本指導思想
84.法學研究生教育中的化學知識
85.法學碩士研究生的學位論文質量分析
86.法學研究生與導師比例失衡問題研究——基于法律碩士招生的實證考察
87.法律方法課程在法學研究生教育中的引入——法律思維的視角
88.法理學研討式教學及其對培養(yǎng)法學研究生思辨能力的作用
89.新世紀法學研究生教育--德國的Seminar
90.法學研究生的時間分配——對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的問卷調查
91.法學研究生教學方法創(chuàng)新探討
92.法學研究生創(chuàng)新能力培養(yǎng)研究
93.高素質法律人才的培養(yǎng)——日本法學研究生教育改革透視
94.論法學研究生教育方式的革新
95.關于法學研究生教育的幾點思考
96.中國最早的法學研究生教育—東吳大學法學研究生教育
97.法學研究生教育國際化的路徑選擇——以墨爾本大學法學院為例
98.澳大利亞法學研究生教育的靈活性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關鍵詞]：系統(tǒng) 系統(tǒng)論 法理學 系統(tǒng)法學
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維納奠基性地提出控制論以來，由貝塔朗菲正式提出，并經普里戈金、哈肯、艾根1等人加以發(fā)展的系統(tǒng)論思想成為深刻影響人類思維的二十世紀的一項重要文明成果，已日漸滲透到各個學科和領域，發(fā)揮著越來越廣泛的影響力。法學研究同樣也受到了系統(tǒng)論思潮的浸染，一些學者為將系統(tǒng)論應用于法學研究做出了積極的探索。本文即就系統(tǒng)論思想在法理學中的運用進行一些粗淺的探討。
一、 系統(tǒng)論在法學中的應用現狀我國法學界對系統(tǒng)論的運用是與系統(tǒng)論思想在我國的傳播同步的。雖然錢學森在五十年代就著有《工程控制論》一書，但直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方的系統(tǒng)論思想才在我國傳播開來并受到重視，與外國相比，我國對系統(tǒng)論的運用起步較晚。在1979年舉行的一次系統(tǒng)工程會議上，由錢學森首次提出了“法治系統(tǒng)工程”的概念，此后，吳世宦、常遠等一批學者就法治系統(tǒng)工程問題展開了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以吳世宦的《論法治系統(tǒng)工程》（1986年）和《法治系統(tǒng)工程學》（1988年）等為代表的一系列專著和論文相繼發(fā)表。1985年和1988年，先后召開了兩屆全國性的法制（治）系統(tǒng)工程學術討論會，推動了這方面研究工作的開展。進入90年代后，法學界出現了用系統(tǒng)科學的方法運用于具體部門法學的傾向，如何秉松的《犯罪構成系統(tǒng)論》（1995年）、熊繼寧的《差異、變化與耦合》（1999年）和龍宗智的《相對合理主義》（1999年）等專著就是運用系統(tǒng)方法于刑法學、行政法學和刑事訴訟法學所取得的成果。8《現代法學》雜志自1999年第5期開始開辟了“法治系統(tǒng)工程”專欄，也刊發(fā)了一系列在部門法學中應用系統(tǒng)論方法的研究文章。
二、 系統(tǒng)論視角下的法律觀
將系統(tǒng)論運用于法學研究的思路有二：一是將它運用于法的基本理論研究，從系統(tǒng)論的視點出發(fā)來觀照法的基本范疇，提出一套系統(tǒng)論視角下的法的分析框架；二是著眼于其技術應用，在具體操作層面上運用系統(tǒng)方法，如法治系統(tǒng)工程、應用法學中的系統(tǒng)研究等。前者是運用系統(tǒng)思想建立一種法哲學，而后者則是用系統(tǒng)方法解決具體問題，二者同等重要。但我們也應看到，由于系統(tǒng)論是有別于經濟的、社會的或語義的分析方法的一種全新的分析范式， 而每種分析范式都會有自己的一套分析范疇、語言和邏輯規(guī)則，因此準確定義系統(tǒng)論中法學的基本范疇，確立一種系統(tǒng)論的法律觀，也就是上述第一種研究方向就成為全部系統(tǒng)論法學的基石。德國法學的系統(tǒng)理論所做的正是這種努力。但我國二十年來的系統(tǒng)法學研究則幾乎全部集中于后者，在筆者所見相關研究成果中，真正運用系統(tǒng)論于法理學研究的極少。在未確立起系統(tǒng)論范式下的法學基本范疇和分析框架的情況下，直接運用系統(tǒng)論于具體操作層面，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造成在研究的出發(fā)點即在基本理論范疇上仍不得不沿用非系統(tǒng)論的模式，從而限制和影響了系統(tǒng)論原理的運用，這是當前我國系統(tǒng)法學研究的一個很大的制約因素。
因此，要想在法學研究中引進系統(tǒng)論，希望以一種新的思想范式豐富法的理論，促進法學發(fā)展，就必須建立系統(tǒng)科學視角下的法律觀，即要建立系統(tǒng)論的法理學。
任何一種理論都是從其最基本的范疇出發(fā)的，“法”這一基本范疇是一切法學理論的根本出發(fā)點。建立系統(tǒng)論的法理學首先必須對什么是“法”做出回答。
一般說來，基本范疇的確定是一門學科得以建立并發(fā)展的基礎，但就法學而言，自其產生以來，對“法”這一法學最基本的概念卻從未取得過一致的意見，正義說、理性說、神意說、主權者命令說、社會控制工具說以及階級意志說等等不一而足。這似乎是法學的尷尬，但從另一方面看，恰恰也正是由于對法律的這些種種不同的解說，才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法學流派，促進了法學的繁榮與發(fā)展?！胺ā边@一范疇成了法學理論的全息圖景，是一切法學理論的立足點。那么以系統(tǒng)論的分析范式，如何解說“法”這一范疇呢？警察、軍隊以及道德、意識形態(tài)和政策等也是維持社會有序性的系統(tǒng)組成部分，有的也是社會系統(tǒng)的序參量之一，法律與它們有何區(qū)別呢？
首先，法律是一種以符號為載體構筑的信息空間，這與警察、軍隊等一切有形的社會控制力量相區(qū)別。系統(tǒng)論創(chuàng)始人貝塔朗菲認為：“人所特有的、能將人和別的動物截然分開的獨特行為就是在思想和語言中創(chuàng)造符號宇宙的能力。除了直接滿足生物需要外，人不是生活在事物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符號的世界中?！?4法律由原則、規(guī)范、術語等符號所組成，它們所傳達的是控制環(huán)境的信息，“我們用來控制我們環(huán)境的命令都是我們給予環(huán)境的信息”，“信息這個名稱的內容就是我們對外界進行調節(jié)并使我們的調節(jié)為外界所了解時而與外界交換來的東西”。15個體處理接受到的信息，決定采取什么樣的反饋行動，這就是系統(tǒng)論上所說的“通訊”。法律與道德、意識形態(tài)以及政策等為每個人都構筑了一個信息空間，作為個體的人，社會傳達給他的信息成為決定其行為目標函數的重要參數。在一個理想化的平等社會里，每個人的信息空間應是相同的，但在實際生活中，由于地位、知識水平甚至居住區(qū)域的不同等等原因都使作為個體的系統(tǒng)不可能擁有完全相同的個人信息空間，這就造成了不平等?！八^有效的生活就是擁有足夠的信息來生活”，16為了實現形式正義，我們就要力爭為每個人構筑相同的信息空間，普法正是這樣的努力之一；為了實現實質正義，就要因個人的信息空間不同，社會也應對個體的行為采取不同的反饋方式。在交通、通訊不發(fā)達的時代，《法國民法典》規(guī)定以離巴黎的遠近不同來確定法律實施的日期，也正是其體現之一。
其次，由于信息本身特點產生的影響，法律與道德、意識形態(tài)、政策等等也區(qū)別開來。
信息的構建具有目的性。不同的信息所產生的反饋是不同的，由此而建立的社會形態(tài)也是不同的。從發(fā)生學的角度看，社會結構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在個體自覺水平上自發(fā)形成的結構，另一種是在群體自覺水平上自覺建立的結構，前者產生于社會的自在控制，后者則產生于社會的自為控制。17當然，由于人類社會在存在與發(fā)展過程中必然存在的目的性和自我內在的規(guī)律性同時存在，因而這種“自在”與“自為”更多地是一種程度上的劃分。道德雖然也有社會中心系統(tǒng)的引導因素在內，但主要由社群自發(fā)形成，因而主要是反映社會自在控制的、自發(fā)產生的信息，而法律具有強烈的社會中心系統(tǒng)的引導作用于其中，明確反映了國家的意志，體現了社會的自為控制，具有很強的目的性。
信息的傳輸具有衰減性。一切信息在傳輸過程中由于介質造成的損耗都不可避免地會衰減。所謂信息的衰減就是指信息由確定變得不確定，直至解體。確定程度越高的信息的衰減容量越大，而越是不確定的信息在傳輸過程中越容易因衰減而解體，即“社會的記憶性損失”，從而影響序參量作用的發(fā)揮，造成熵的累積。因此，就有必要增加信息的明確性，將之固定化、規(guī)范化，形成條文，建立制度。“制度是一場和熵進行的戰(zhàn)斗，一場和遺忘及其造成的組織損失進行的戰(zhàn)斗。通過審慎的代碼編纂和抽象行動，他們構建和儲存已經或正被看作具有保持秩序性質的知識?！?8但由于信息經編碼而形成制度，需要成本，因而并非所有的社會控制信息都需要制度化，只有那些反映社會自為控制程度較高、目的性較強并且關乎系統(tǒng)基本結構的信息才有必要加以明確。法律正是這樣制度化的社會控制信息。越是較多反映社會中心系統(tǒng)意志，并且關系社會基礎結構的法律，如公法，信息明確性程度越高，強行性規(guī)范越多，而相反，私法則較多的是任意性規(guī)范，明確性程度較低。
信息的反饋具有非線性。“人并不是由S—R（即刺激—反應，引者注）弧構成的，在他們的輸入與輸出之間不存在簡單的線性因果關系”。19人不同于機械，他（她）自身是個主動性的系統(tǒng)，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個具有適應性的自組織系統(tǒng)，有自身的目的和發(fā)展要求，對于接收到的信息，要進行加工、處理，然后做出反饋。由于在加工、處理信息過程中，會摻入個人系統(tǒng)自身的因素和其他外界因素的作用，因而這種反饋是非線性的，反饋結果可能并不是信息發(fā)出者所期望的。為此就要建立信息反饋的糾偏機制，形成有效的反饋回路，如同恒溫器的控制機件一樣。法律通過法庭、監(jiān)獄等有形力量建立起一套糾偏機制，與道德、意識形態(tài)、政策等等相比，法律的糾偏機制無疑是最為穩(wěn)定而且高效的。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從社會大系統(tǒng)的角度看，法律是維護社會有序化的一個重要序參量，是反映社會中心系統(tǒng)意志、制度化的并有有效糾偏機制的由符號所建立的信息空間。
作為社會系統(tǒng)的序參量，法律自身也是一個系統(tǒng)。盧曼、托伊布納所做的研究正著眼于此。通過把法律視為一個系統(tǒng)，可將很多系統(tǒng)理論應用其中。運用系統(tǒng)發(fā)展的相變、分叉、漲落等理論，同樣可以來考察法律的變革問題，但這已不是本文所討論的范圍了，本文只不過是試圖初步勾勒出系統(tǒng)論視角下法律觀的簡單圖景而已。
三、 用系統(tǒng)論研究法理學應注意的問題
拉茲洛將其著作《系統(tǒng)哲學引論》的副標題定為“一種當代思想的新范式”，貝塔朗菲也有類似提法。系統(tǒng)論確實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視角，但我們也應看到，系統(tǒng)論的發(fā)展時間畢竟還不長，誠如貝塔朗菲自己所言：“新范例的早期形式大都很粗糙，能解決的問題不多，對個別問題的解遠遠不夠完善。這時候會出現許多學說互相競爭，每種學說適用的問題和能很好解決的問題都有限?！?1因此，在將系統(tǒng)論應用于法學研究，特別是法理學研究時至少應注意以下問題：
第一，應將系統(tǒng)論與其他學科，特別是與社會學結合起來。系統(tǒng)論提供的僅僅是一種思維分析框架，在應用到具體學科時，還必須與具體學科的知識結合起來，才能進行有效地分析。在進行系統(tǒng)論的法學研究時，法學知識的運用自不待言，但尤應有意識地結合社會學來進行考察。無論是早期維納的關于法律的觀點，還是盧曼的法律與社會理論，法律系統(tǒng)與社會系統(tǒng)的關系都是理論基礎之一，法是在與社會系統(tǒng)的互動關系中顯現出其本質的，因此，系統(tǒng)論的法律觀離不開社會學的考察。只有有意識地、自覺地運用社會學，當然同時也結合其他相關學科知識，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富有意義的成果。
第二、應將系統(tǒng)論的分析模型與其他的分析模型結合起來。學術研究總是以分析已有的事實來進行，但把握歷史的目的還是為了預測和設計未來。古往今來，所有的學術理論無非都是通過對已往事實的考察，根據觀察者所總結的規(guī)律建立一種分析模型，用以把握未來。貝塔朗菲在談及理論模型中的概念模型時稱“用簡化因而比較好懂的形式的概念模型來表示現實的某些方面，對任何理論研究都是基本的”，但“模型的優(yōu)點與危險是眾所周知的。優(yōu)點是這是一種創(chuàng)造理論的方法，亦即模型可以從前提進行推斷，解釋和預測，往往得到預料不到的結果。危險是過于簡化；為了使它在概念上可以控制，把現實簡化成了概念骨架——剩下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在這樣做的時候切掉了解剖學的重要部分?，F象愈多樣化與復雜，過分簡化的危險愈大?！?2不僅是概念模型，任何理論模型都有此危險，用系統(tǒng)論建立的分析模型也不例外。因此，哲理分析、經濟分析、社會學分析、語義分析和系統(tǒng)分析等理論模型應各自充分發(fā)揮作用，互相補充，互相驗證，而不應由誰來取代誰。通過各種模型綜合的從不同側面、多角度地考察，才可能在法學研究中描繪出與現實世界更加一致的關于法律的圖景。
第三，將運用系統(tǒng)論與發(fā)展系統(tǒng)論結合起來。這是推進系統(tǒng)法學發(fā)展的需要?，F有的系統(tǒng)論模式主要來自于對自然現象的考察，是自然界規(guī)律的反映，不可否認的是，社會系統(tǒng)與自然系統(tǒng)之間有著顯著的差別，如果一味照搬自然界的系統(tǒng)規(guī)律去套用社會，難免失之偏頗。但這也并不意味著在分析社會時就不能運用系統(tǒng)論，用系統(tǒng)的范疇去分析社會仍是富有十分積極的意義的，問題在于我們在用系統(tǒng)范疇分析具體社會問題時，也應著眼于發(fā)現社會系統(tǒng)本身的系統(tǒng)模式和系統(tǒng)學規(guī)律，使系統(tǒng)理論更加科學化，從而建立更加合理、適用范圍更廣的理論模型，以推動系統(tǒng)法學以及整個法學的發(fā)展。
1 我國以前有學者將控制論、耗散結構理論、協(xié)同論等與系統(tǒng)論并列，提出“老三論”、“新三論”觀點，這是不確切的，實際上，上述種種理論均是系統(tǒng)論思想的分支，它們共同構成了西方的系統(tǒng)論思潮。參見[美]E·拉茲洛著《系統(tǒng)哲學講演集》，閔家胤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2 [美]N·維納著《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和社會》，陳步譯，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83頁。
3 同前注，第87頁。
4 參見季衛(wèi)東、齊海濱《系統(tǒng)論方法在法學研究中的應用及其局限——兼論法學方法論問題》，載《中國社會科學》，1987年第1期。
5 [日]中山龍一《二十世紀法理學的范式轉換》，周永勝譯，載《外國法譯評》2000年第3期。
6 引自北京大學法學院張騏副教授在《法理學》課程上的授課內容。
7 G.Teubner,"The king's Many Bodies:The Self-deconstruction of Law"s Hierarchy",in D.Patterson and A.Someck(eds.),The Indeterminancy of Social Integration:Legal Thought in Post－Modernity,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轉引自[日]中山龍一《二十世紀法理學的范式轉換》，周永勝譯，載《外國法譯評》2000年第3期。9 魏宏森、曾國屏著：《系統(tǒng)論》，清華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頁。
10 [德] H·哈肯著：《協(xié)同學——自然成功的奧秘》，戴鳴鐘譯，上?？茖W普及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6頁。12 [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熱著：《從混沌到有序——人與自然的新對話》，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13 同注10，第7—8頁。
14 [奧]馮·貝塔朗菲、[美]A·拉威奧萊特著：《人的系統(tǒng)論》，張志偉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頁。
15 同注2，第9頁。
16 同前注。
17 楊桂華：《論社會系統(tǒng)的自在控制和自為控制》，載《哲學研究》，1999年第1期。
18 [英]馬克斯·H·布瓦索著：《信息空間——組織、機構和文化中的學習框架》，王寅通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頁。
19 [美]歐文·拉茲洛著：《系統(tǒng)哲學引論——一種當代思想的新范式》，錢兆華等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300頁。21 [奧]路德維希·馮·貝塔蘭菲（即貝塔朗菲，引者注）著：《一般系統(tǒng)論》，秋同、袁嘉新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15頁。
關鍵詞：音樂；聲樂教學；情感
一直以來，聲樂教學總是圍繞著解決開喉嚨、呼吸、喉頭等技術問題來進行。傳統(tǒng)教學中過于強調肌肉運動的技術能力，忽視了人的情緒性格等因素，造成技術的不全面，使專業(yè)的學習較為艱難。聲樂學生整天努力練習的不是如何進步，而是忙于解決各種聲音的毛病。許多聲樂前輩和老師說。學習聲樂就是建立好的“歌唱樂器”，就是“發(fā)聲機器”的訓練過程。然而這種單一的將發(fā)聲技能作為聲樂教學的全部的教學方法，是不能真正達到聲樂教學效果的。聲樂是技術和音樂的結合，它需要一個整體協(xié)調的狀態(tài)，包括情感控制、咬字狀態(tài)、心理穩(wěn)定等方面，僅僅練習發(fā)聲技術不但學不好技術，還會影響歌唱的美感。實際上聲樂就是正確的說話，歌唱最終是表達感情的。歌唱的內容是歌曲的音樂情感和音調，其他的練習都是輔的。而且每個人對聲樂技術的感受都是不一樣的。而教師最終的責任就是幫助學生穩(wěn)定狀態(tài)，建立起學生個人的演唱技術狀態(tài)。優(yōu)秀的教師是不拘于某種教學模式的，而是通過合適的教學方法達到教學目的。結合多年的教學實踐，筆者得知以音樂中心，通過表現音樂形象來調整發(fā)聲技術的聲樂教學方法事半功倍。
一、建立以音樂為中心的整體教學觀念
聲樂是音樂、詩歌和演唱技巧完美結合的藝術。好的演唱必須建立在科學的發(fā)聲技巧、豐富的情感體驗和濃厚的文化底蘊基礎之上。因此，作為教師必須從“重技輕藝”的誤區(qū)中走出來，使自己具有較高的文學修養(yǎng)、史學修養(yǎng)、語言修養(yǎng)、美學修養(yǎng)和音樂理論修養(yǎng)，建立以音樂為中心的整體教學觀念。作為藝術的一個分支，音樂是聲樂藝術中的重要內容，教師應從培養(yǎng)學生音樂內心聽覺與音樂意象人手，在聲樂教學實踐中，通過長期刻苦的音樂藝術訓練，融入練習者的創(chuàng)造性，并依靠練習者的情感、經歷、修養(yǎng)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不斷促進聲樂藝術的表現。技與藝，即聲與情，一向是歌唱中血肉相連的兩個部分。發(fā)聲、咬字、吐字和隋感的表達構成歌唱的整體，二者不可分割。歌唱的人聲是以人身的整體作為樂器從事歌唱的，絕非只靠嗓子、氣息或共鳴就能單獨完成。歌唱是全身心都參與的一種表演藝術，歌唱應成為諸種因素融匯于一個整體中的扣人心弦的完美藝術。換言之，只有聲情并茂，技藝結合，才能使歌唱達到感人的境界，產生沁人肺腑的藝術效果。聲與情辯證統(tǒng)一，相輔相成。不論是專業(yè)歌唱者還是業(yè)余愛好者，在平時的訓練中，要加強整體歌唱的意識，使歌唱發(fā)聲與情感表達同時進行，使聲、字、情成為一體，養(yǎng)成用心靈歌唱的習慣。由于每個人的生理條件不同，嗓音也有差異，在聲樂教學中整體訓練尤為重要，它不僅包括歌唱呼吸的整體訓練、歌唱語言處理，歌唱心理的訓練等，更重要的還是歌唱的魂——音樂的訓練。從開始練聲起，就要同音樂結合起來，即練聲也要有良好的樂感。音程、音階的練習中，一方面是肌肉、音準、氣息、共鳴等方面的技術練習，同時它們又都是樂曲的組成部分，要給它們以音樂的活力和生命。因此練聲一開始，要求每個歌唱者把音程、音階、練聲樂句也唱得悅耳、動聽。以上我們可以領悟到，在歌唱發(fā)聲的過程中，呼吸、共鳴、吐字、表現缺一不可，它們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這就是我們所要求的“整體歌唱”的含義。
二、有內涵的練聲
歌唱發(fā)聲練習的目的，簡言之，就是將歌曲演唱中對聲音所需求的各種技術環(huán)節(jié)，通過有規(guī)律、有步驟的發(fā)聲練習，逐步提高歌唱發(fā)聲的生理機能，調節(jié)各歌唱器官的協(xié)作運動，養(yǎng)成良好的歌唱狀態(tài)，使歌唱發(fā)聲的技術成為歌唱表現的有力手段，為達到聲情并茂的演唱效果服務。發(fā)聲練多因為沒有歌詞的原因，被認為是沒有情感內容的，屬于純粹技術練習，如單個音素、音節(jié)的發(fā)音練習，擴展音域的練習，提煉音質的練習等等。其實不然。即使是單個長音，假使我們用不同的情緒來表達，也將出現多種聲音音色、音質的表達方式。在歌唱中“聲和情”永遠都是緊密聯系的。例如：我們在心情愉快時發(fā)出的聲音是甜潤、溫暖的，而板著臉孔則會發(fā)出冰冷、干澀的聲音，即便符合練習要領，聲音效果也是差強人意的。發(fā)音正確基本方法的掌握，是為了利于更大程度地表情達意，而不是單純地追求聲音。愉快、溫暖的發(fā)音應是歌唱時的最基本聲音色調，它可以使聲音柔和悅耳，聲隨情走，充分做到有聲有情，情托聲，聲含情。
在聲樂教學中，練聲過程是整體教學過程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如何讓學生從枯燥的練聲技能中擺脫出來，就需要運用音樂的魅力，發(fā)揮練聲曲的作用。在練聲前，首先要求學生在思想上作好準備，借助發(fā)聲練習曲調的旋律，訴說自己的心情和愿望，抒發(fā)內心的情懷。例如：5432｜1——這一短小的練聲曲，可以引導學生想象這個練聲曲的旋律是對“彩虹”的描繪，提示學生用聲音來描繪彩虹的形狀，以及用“雨后見彩虹”的欣喜心情來進行發(fā)聲練習。如此，簡單枯燥的練聲曲就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學生會用愉快的心情去完成，最終達到練聲目的。同時，在發(fā)聲練習過程中，結合字聲練習(帶詞練習)要求根據詞意思維有想象、有意境、有畫面、語氣有表現、聲音有樂感、有感情地去唱。力求做到字正腔圓、以情帶聲、聲情并茂，慢慢地向歌唱歌曲作品過渡。
三、“以情帶聲”的歌唱訓練
歌唱是最富有情感的藝術，更是人類心靈對世界感應的產物，是以歌唱聲音為物質材料的人類精神喚醒及生命升華的展開形式，它以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展開其價值，充分體現了人類情感表現的自我創(chuàng)造與追求，是情感的美化和升華。在歌唱的諸多環(huán)節(jié)中，“情”是最重要的，在歌唱中起主導作用，是聲音的靈魂。匈牙利音樂教育家柯達伊指出：“藝術的精髓并不是技術而是心靈，一旦心靈可以毫無障礙地自由表達，便能創(chuàng)造出完整的音樂效果”。意大利著名的歌唱家卡魯索認為“歌唱是一種樂趣，而不是為了追求一種效果而作的技術掙扎?！彼诟璩獣r聽從心靈的支配，超越技術對他的影響，他的感情是他歌唱中唯一的導師。北京曲藝界也有著“說書一股勁，唱曲一段情”的藝諺，要求演唱者以充沛的內在情感統(tǒng)領、調動聲音，以顯示情真意切、優(yōu)美動人的雙重藝術魅力。因此，筆者認為在聲樂教學中將學生的注意力集中到歌唱的情感表達和歌唱的藝術表現上，會給課程的整個過程帶來一個良好的開端。
歌唱前讓學生充滿激情地朗誦歌詞，醞釀感情，根據歌詞的內容與情緒決定抑、揚、頓、挫的聲調和字的噴口力度，形成自如生動、富有感染力的語氣。在此基礎上鼓勵學生把握歌唱內容所要求的總體形象，在腦海里形成“內心形象”，從內心視覺、聽覺上感受音高、節(jié)奏、發(fā)音及內容表達的理想效果，引導學生感受音樂，表達情感，積極地投入歌唱——即“以情帶聲”的歌唱。它就好像講故事時的高低起伏，抑揚頓挫。這種忘掉技術、注重表達歌詞內容的歌唱才能打動觀眾。例如在《節(jié)日歡歌》歌唱訓練中，啟發(fā)學生懷著激動興奮的情緒，表現節(jié)日中歡快的氣氛。學生在跳躍生動的音樂指引下，自然而然的就能運用光彩明亮、流暢生動的高位置聲音來演唱，無須過多的聲樂術語做解釋。同樣在教授歌曲《黃水謠》時，首先讓學生了解音樂的背景，以及音樂所要表現的三個截然不同的層面，力圖讓學生從音樂中感受三種不同的情感，而后的演唱比單從聲音技巧來訓練、要求學生要有效果。如此的“以情帶聲”的歌唱訓練，充分發(fā)揮了音樂的作用，讓學生展開了想象的翅膀，使他們從復雜的歌唱技巧中解放出來，從中真正感受到所帶來的強大的藝術感染力，體現了歌唱的本質。
關鍵詞：前房積血眼外傷眼球損傷臨床分析
眼球損傷后，虹膜血管滲透性增加或由于血管破裂出血，血液積聚在前房稱外傷性前房積血。外傷性前房積血多見于眼球挫傷，是一種常見的并發(fā)癥，國內統(tǒng)計約占門診眼球挫傷病人的11.3%，住院病人的39.8%，輕者可以自愈，多數可在6天左右完全吸收，視力恢復，但大量出血或反復繼發(fā)性前房積血，繼發(fā)青光眼及角膜血染者可以致盲。
前房積血為虹膜睫狀體血管破裂所致，多見于眼外傷，當積血量大或繼發(fā)出血可引起繼發(fā)性青光眼，角膜血染等嚴重并發(fā)癥，損害視力。我院自2005年10月至2009年10月共收治外傷性前房積血40例，總結分析如下。
1臨床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40例均為單眼，男30例，女10例，發(fā)病年齡為8～68歲，平均年齡為38歲，右眼22例，左眼18例。致傷原因：玩具槍子彈擊傷7例(16.6％)，石塊、鐵塊、木棍等擊傷16例(39.5％)，拳擊傷10例(31.3％)，啤酒瓶蓋、鞭炮等傷7例(15.6％)。傷后立即就診30例，3天內就診6例，1周就診3例，2周就診1例。
1.2分級及分類
I級：前房積血少于前房容量的1/3，Ⅱ級：占1/3至2/3，多于2/3為Ⅲ級。本文32例中Ⅰ級10例(31.2％)，Ⅱ級8例(25.o％)，Ⅲ級14例(43.8％)。原發(fā)性出血28例，繼發(fā)性出血4例。
1.3眼部并發(fā)癥
眼外傷造成前房積血的同時，還可以引起眼前、后段的其他損害。主要是外傷性瞳孔麻痹20例，占25%；繼發(fā)性青光眼18例，占22.5%；視網膜震蕩12例，占15%；玻璃體積血10例，占12.5%；角膜血染2例，占2.5%；房角后退2例，占2.5%；視網膜脫離1例，其中有的病例未出現并發(fā)癥，有的病例同時出現數個并發(fā)癥。
40例病人中，有合并癥18例，虹膜根部離斷6例，視網膜震蕩14例，繼發(fā)性青光眼I例，視網膜脫離1例。
1.4方法臥床休息，取半臥位，適當應用鎮(zhèn)靜劑。應用止血劑，可聯合應用糖皮質激素?？刹粩U瞳、不縮瞳。出現虹膜刺激癥狀時，及時散瞳。注意觀測眼壓，眼壓升高時，應用降眼壓藥物。每日觀察積血的吸收。積血多，吸收慢，伴眼壓升高，經藥物治療眼壓仍不能控制，應作前房沖洗術。有較大凝血塊，可切除。以避免角膜血染。盡快促進前房積血的吸收，防止或控制繼發(fā)性青光眼、角膜血染等。前房積血3天內使用止血藥無活動性出血，3天后立即停藥；靜點20％甘露醇250ml，每日1次；皮質類固醇眼藥水點眼；⑤積血長時間不吸收，眼壓升高，作前房穿刺沖洗。
2結果
3天內吸收者19例，占48.8％；4至7天吸收者18例，占45.8％；7至15天吸收者2例，占6.2％，總有效率96.9％；1例20天未見吸收有大量凝血塊，行前房穿刺沖洗后，前房積血清除干凈。
3討論
外傷性前房積血是由于角膜組織的伸展,赤道部鞏膜擴張,晶狀體虹膜隔后移和急性眼壓升高,致撕裂前房角的血管組織所致。常見睫狀體前面撕裂,虹膜動脈大環(huán)分支返回支的脈絡膜動脈和睫狀靜脈破裂所致。眼外傷最常見并發(fā)癥為前房積血,前房積血的多少與破裂血管大小、多少及血管損傷程度有關。
前房積血是眼球挫傷綜合征中的一種，來源主要為虹膜和睫狀體血管破裂所致。前房積血本身對視力功能影響是暫時的，可隨著血液的吸收而消失，但前房積血的并發(fā)癥常可導致嚴重的視力喪失，因此處理原則是在促進積血吸收的同時應特別預防和治療并發(fā)癥，制動休息，防止便秘、劇烈咳嗽及避免對眼球施加壓力可有效防止繼發(fā)性出血，對活動性出血尤為重要。止血藥不宜長期使用，因為正常人的凝血時間在5rain以內，而大多數患者就診時間距受傷時間均超過20min，因此我們只是短期使用止血藥3天，因為長期使用止血藥促進凝血塊形成，反而不利于積血吸收。甘露醇為高滲脫水劑，能降低眼內壓使房角開放，有利于積血與反應性炎性滲出物的吸收。皮質類固醇的應用可減少炎癥反應，消除小梁組織的腫脹.有利于小梁網的引流，促進出血吸收。對前房大量積血，伴較多凝血塊，20天以上難以吸收者，采用前房穿刺沖洗。防止角膜血染和繼發(fā)性青光眼的出現。
此外，前房積血的療效好壞還取決于就診時間，因我院地處繁華街區(qū)，大部分患者傷后立即就診，治療后積血均能全部吸收，僅l例傷后2周就診且為Ⅲ級出血，只好采用前房穿刺沖洗。因此搞好眼外傷病人傷后早期就診的宣傳工作很有意義。
外傷性前房積血多伴有眼部并發(fā)癥，積極治療前房積血促進血液盡早吸收對及時發(fā)現眼部其他并發(fā)癥以便及早治療保護視功能很有幫助。我院收治32例病人中，1例并發(fā)視網膜脫離，l例繼發(fā)性青光眼，2例病人雖視力有所下降，但因治療及時，出院時視力(視網膜脫離病人為術后矯正視力)均達到0.5。因此，我們認為對外傷性前房積血的積極治療對保護視功能極為重要，不能掉以輕心。
參考文獻
可以看出，稅收是政府運用國家權力干預經濟的活動，而對其加以法律調整，就產生了稅法。所以認清政府介入經濟的必要性以及經濟基礎對于稅法體系的建立的重要影響就是非常必要的。
一、稅收為什么是必要的
斯密早在其巨著《國富論》中就指出：在大多數時間里，私有市場提供了維持經濟效率的最好方式。在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下，追求自我利益的個人和企業(yè)在自由市場中進行買賣交易。在這種情況下，所有參與者在競爭性市場中進行自愿交易而得益，利用社會資源所生產的產值達到最大化，從而實現了資源配置效率，在現代福利經濟學中，社會資源是否實現有效配置，一般以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命名的“帕累托最優(yōu)”來表述。所謂帕累托最優(yōu)是指這樣一種狀態(tài)：在不使其他人的境況變壞的同時，任何人的境況都不會變好。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在各種用途上的資源重新配置過程中，如果改進一個人的福利至少要減少另外一個人的福利，這種資源配置就是帕累托最優(yōu)配置。因此，在“自由放任”條件下，競爭性市場運行所導致的資源配置將是帕累托最優(yōu)的。但是，競爭性市場機制實現帕累托最優(yōu)資源配置所要求的條件和環(huán)境在現實中幾乎不存在。市場機制缺乏效率的情形可稱為“市場失靈”。而正是市場失靈的現實存在才使政府的介入有了合理的依據。政府的介入既可以采用行政手段，也可以采用經濟法律手段。而正是在以下幾種市場失靈的情況下，政府采用的稅收手段找到了用武之地。
首先是在資源配置領域中的市場失靈：外在性和公共物品的存在使稅收有了必要性。所謂“外在性”是指一個人或一個廠商實施某種直接影響其他人的行為，而且對此既不用賠償，也不用得到賠償的情況。因此，這些個人或廠商對其行為的危害后果不負任何責任。外在性可以被認為是價格體制運行不完善的事例。外在性可以是負的，也可以是正的。負的或消極的外在性的典型例子是污染，在此時生產的水平過高了。正的或積極的外在性的典型例子是專利發(fā)明，在此時會出現供給不足。對于這兩種情況，政府就可以利用征稅或給予稅收補貼的措施使價格真正反映成本，保證供求平衡。
有一類物品被稱為“公共物品”，可以被看作是正的外在性的極端情況。公共物品是這樣一類物品，在增加一個人對它分享時，并不導致成本的增長，而排除任何個人對它的分享都要花費巨大成本（它們是非排它性的）。公共物品的標準事例是國防，以及公路邊的公園和導航的燈塔。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它們帶來的利益，增加一個受益者也不帶來額外增加的成本，而禁止他人從中受益則是不可能的或代價高昂的。私有市場對公共物品是供給不足的，因為市場機制排斥那些不愿支付現行價格的人消費某種產品或服務?？墒?，倘若存在非排他性，賣方不可能向買方索取價格，因為后者在任何情況下可免費消費，這就是所謂的“免費搭車”問題。從另一角度來說，如果利用市場機制排斥人們享受公共物品則是低效率的，因為多一人消費并不增加成本，也就是允許更多的人消費公共物品的邊際成本是零。正因為公共物品具有這些性質，所以每個人都相信不管有沒有貢獻都會從公共物品中得到益處，而不愿意自動付款。也正因為如此，私人企業(yè)也就沒有動力生產和銷售這類物品或服務。因此，市場不會供應這類物品或服務，如果供應，也是微不足道的?；诖朔N事實，政府就有必要利用其具有征稅權的特殊優(yōu)勢，通過征稅迫使公民為公共物品付費，使全社會受益。
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領域也存在市場失靈。在這里，征稅權的使用更突出了其必要性。我們知道，市場機制追求的是資源的配置效率而沒有顧及公平。況且，市場機制要求按照人們的能力或貢獻大小、個人擁有的財產的多少來分配收入，而沒有勞動能力和財產的人的收入如何保障？因此，競爭性市場可能會帶來很不公平的收入分配?；谶@種情況，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了“帕累托最優(yōu)所得再分配”概念。其基本思想是：個人間的相互依存的效用函數是外部性的一種形式。假定個人的效用不僅取決于其自身的消費，而且還依賴于他人獲得的消費或所得。例如，出于善意，如果窮人獲得的效用增加了，富人可能覺得也好些。在這種情況下，通過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轉讓給他人，有可能使所有人的福利提高。但是，這樣一種理論假設的前提只能是人們普遍存在共同的價值觀：一個貧富差距較小的社會是使所有人都會生活得更好的社會。正是在這種理想下，政府就有必要通過稅收來轉移支付，縮小貧富差距。
二、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良好稅收體系要具備哪些特點征稅的藝術一度被用如何能夠拔鵝毛而又不讓鵝嘎嘎叫的比喻來加以描述。良好的稅收體系應至少包含以下幾個特點：
（一）、公平
公平主要體現在稅收在矯正自由市場產生的分配不均問題時所發(fā)揮的作用上。它不僅是人類社會無時無刻不在追求的理想，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制度的靈魂。但是，對于公平的含義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看法。富人可能會說：個人有享受其勞動成果的權利；如果某些人工作努力或者很幸運地更具有生產力，那么獲得更高的收入是他們的基本權利。窮人則會反駁道：一個公正的社會應當盡其所能去提高境況最糟的人的福利。哈佛大學的著名學者羅伯特。諾斯克和約翰。羅爾斯分別支持上述兩種觀點。經濟學家通過兩個原則來描述這種公平。首先是橫向公平。這是指經濟條件或納稅能力相同的納稅人應負擔相同數額的稅收。橫向公平強調的是情況相同，則稅收相同；而情況不同，說明納稅能力也不同，如果同等征稅，則違反了征稅的公平原則。另一方面是縱向公平。這是指經濟條件或納稅能力不同的人，應當繳納不同的稅。例如，高收入者應當比低收入者多納稅。一般采用累進稅率以滿足這種要求，對高收入者按較高稅率征稅。
（二）、效率
稅收不僅要體現對分配的調節(jié)作用，同時也要重現其中的效率問題。公平和效率似乎是一對矛盾。稅收的公平性有助于將一塊“蛋糕”更平均的加以分配，但如果它不當得干預經濟分配資源的方式，給納稅人造成了過高的成本，那它就會打擊人們工作的積極性，進而會影響整個經濟的效率，使“蛋糕”變小。對一種行為征稅就會促使從事那種行為的人們轉而從事那些征稅較輕的行為。但據推測，他們所從事的前一種活動生產率更高；否則就不必要用征稅來使之從事第二種活動。所以，稅收降低了資源使用的效率。如果稅收能使這種替代效應最小化而沒有歲入損失，那么這種低效率就可以避免或至少可以減少；稅收中的資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途徑是：使稅率與被課稅物品或行為的需求彈性呈反比例關系。如食品的需求彈性小，故此征收高稅率；而高檔消費品的需求彈性大，故可以征收低稅率。但顯而易見，這種稅收體系嚴重違背了稅收的財富分配職能。最為明顯的例子是：最有效率的稅種是不按納稅人收入或財富狀況如何而統(tǒng)一向所有公民征收的“一次總付稅”（或人頭稅）。因為一次總付稅是以人身為計稅依據，納稅人的稅款支付與其經濟行為沒有關系，因而對納稅人的經濟決策和經濟行為保持絕對的中性。換言之，一次總付稅的課征只會產生收入效應，即減少納稅人的實際收入和福利，而不會產生替代效應，即不會扭曲納稅人的經濟行為，也就是說不會導致納稅人用一種經濟行為替代另一種經濟行為。但它對于促進分配公平幾乎沒有作用。有鑒于此，政府在設計稅制時，不得不用其他扭曲性稅種來取代一次總付稅，以實現收入公平目標。（三）、管理簡便
征收稅收和管理稅收體系都對政府以及那些必須納稅的人有成本。過于繁雜的手續(xù)與表格會花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而它們本可以用在創(chuàng)造社會財富上。稅法追求的目標越多，就越可能繁雜。嚴密的稅法體系可以使納稅人不必枉費心機去尋求稅法的漏洞來“合法”的逃稅。而如果法律本身不夠嚴謹，那么納稅人就有了足夠的激勵去花費金錢和時間逃稅以獲得更大的利益。稅法就是在這種利益對立的雙方主體的不斷較量中逐步完善起來的。但在有些時候，一個法律追求的多個目標不可避免的產生了矛盾沖突時，我們不得不做一些取舍，以降低其管理成本。
（四）、足夠的靈活性
隨著經濟環(huán)境的變化，稅率也要隨之改變。稅率的高低要充分考慮到納稅人現實經濟狀況的變化，充分體現出公平性，但這樣做有時會不可避免地帶來管理上的成本，使稅收程序復雜化。但是，一個良好的稅收體系應該能夠比較容易的做到這一點。
（五）、透明度透明度是要使每個納稅人都清楚得意識到他究竟為什么而納稅，他從中獲得了什么樣的好處，征稅的必要性何在，他的稅負是否合理。只有使每個納稅人都有一本“明白帳”，才能使其真正樹立起納稅人意識，使納稅成為每個公民的光榮義務，而不是僅僅從表面上看似乎自己被“掠奪”了。
三、我國稅制改革的指導思想
我國于1994年進行了全面的稅制改革，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稅制框架。但近些年來仍暴露出了許多問題，有進一步加以改革和完善的必要。在這方面，經濟學家提出的一些理論很值得我們借鑒。
1996年英國經濟學家米爾利斯和美國經濟學家維克里共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表明西方經濟學界對其提出的“最適課稅理論”的肯定?！白钸m課稅理論”是指：在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政府對納稅人和課稅對象等的了解并不完全，同時征管能力也有限），政府如何征稅才能既滿足效率要求，又符合公平原則。
最適課稅理論主要對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研究。首先指出直接稅（所得稅）和間接稅（商品稅）應當是相互補充的而非相互替代。因為差別商品稅在資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作用是所得稅所不具備的：（1）由于所得稅不能對閑暇征稅，而閑暇實際上也是個人福利的一種體現形式，故政府通過對商品征稅可以抑制人們對閑暇的過度消費。（2）由于經濟活動存在著外部不經濟性，故政府應通過征收差別商品稅使各項經濟活動的私人成本等于社會成本，以使社會資源得到更好地配置。其次，在最適商品課稅體系中，當各種商品的需求是相互獨立時，對各種商品課征的各自的稅率必須與該商品自身的價格彈性呈反比例。最后，最適所得課稅理論要求所得稅的最適稅率應是“倒U型”。即從社會公平與效率的總體角度來看，中等收入者的邊際稅率可以適當高些，而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應適用相對較低的稅率，擁有最高所得的個人適用的邊際稅率甚至應當是零。這一結論是基于這樣的判斷：在同樣的效率損失情況下，政府通過提高中等收入者的邊際稅率，從較為富裕者那里取得更多的收入，而通過降低最高和最低收入者的邊際稅率，增加這一群體的福利，從而既能實現帕累托改進，又能促進收入分配公平。
同時，西方一些經濟學家指出，稅制改革是否成功需要從三個標準來判斷：（1）稅制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政府確立的目標。（2）稅制改革的可持續(xù)性。（3）稅制改革產生的合意或不合意的副產品的程度。
根據最適課稅理論并結合以上標準，我國要真正實現成功的稅制改革還需要進一步努力。首先，我國要建立起真正的雙主體稅制模式。目前我國的流轉稅約占全部稅收收入的70%，而其中增殖稅又占一半以上，所得稅的比例過低。在所得稅和商品稅并存的復合稅制情況下，是以所得稅還是以商品稅作為主體稅種？一般而言，所得稅適用實現分配公平目標，商品稅適用實現經濟效率目標。如果政府的政策目標以分配公平為主，就應選擇以所得稅為主體稅種的稅制模式；如果政府的政策目標以經濟效率為主，就應選擇以商品稅為主體稅種的稅制模式。所以，一國的稅收制度最終實行何種稅制模式，要取決于公平與效率目標的權衡。我們必須認清，究竟是效率優(yōu)先使國民經濟整體獲得長足發(fā)展能使窮人獲益，還是更重視分配公平以損失一定的效率來實現“均富”？我國目前的基尼系數據有關研究顯示已達到0.39，貧富不均十分嚴重，但在當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fā)展階段，筆者認為仍應提倡“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以流轉稅為重點，但同時注意提高所得稅比重，實現真正的雙主體稅制模式。
另一方面，我國稅制改革必須建立寬稅基。將任何實際收入排除在可征稅范圍之外都會減少稅基，也會使人們更多地從事取得不征稅收入的活動。最寬泛的收入界定應是所有的現金和非現金的收項，不僅包括閑暇和其他家庭生產的非現金收入，而且包括贈與、遺贈與獎金。這主要是基于減少替代效應的考慮。因此，對贈與必須區(qū)分商事關系中的贈與（會產生經濟行為的替代效應，實質上是勞動報酬的表現形式）與其它贈與（不會產生替代效應，純粹基于情感）。對于前者應視為收入要征稅，后者則免稅。對獎金征稅的理由則是因為獎金本身已影響人們進行適當研究項目決策和職業(yè)選擇，而征稅只會降低這種不應有的激勵。對于閑暇征稅也是基于同樣的理由，如果將其排除在外，會使人們偏好于選擇那些有利于取得閑暇而非現金收入的活動-例如教師這樣的職業(yè)，長時間的有薪假期就是工作報酬的一個重要部分。
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則是“嚴格管理”。已故稅法專家薩里教授就發(fā)展中國家如何加強稅務管理工作提出了明確的建議：稅法必須嚴整設計并訂為法典；管理隊伍必須妥善組織，充分提供人力，并進行專業(yè)訓練；納稅人必須分類編入名冊，其納稅申報表均能得到必要的稽核與審計；有關信息都能從其他政府部門與有關單位及時獲得并得到充分利用；納稅人與管理部門之間的矛盾能得到圓滿解決；違犯稅法行為均能依法懲處。針對以上建議，我國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如稅法典尚未完成，個人申報制度不健全，稅務管理部門工作效率低下等等，都是需要改革和完善的地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最適課稅理論并不是萬能靈藥，這些理論標準必須要適應特定國家的經濟、政治、管理、文化、歷史等各方面的實際條件，否則在實踐中也用處不大。典型的例子是，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一般認為稅收是在市場出現失靈的情況下才出現的，政府處于被動的地位，要盡少干預經濟活動。但在現代社會，政府正以積極的姿態(tài)進入經濟生活，尤其以稅收為杠桿，發(fā)揮指引經濟的職能，有目的的發(fā)展特定經濟部門，調整產業(yè)結構。有的學者把它稱之為一項稅收的新職能-“發(fā)展經濟職能”。這在我國也表現得非常明顯。
總之，充分吸收世界上的先進理論，具體結合我國實踐，對現行稅收體制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已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要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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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數學的萌芽
原始公社末期，私有制和貨物交換產生以后，數與形的概念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仰韶文化時期出土的陶器，上面已刻有表示1234的符號。到原始公社末期，已開始用文字符號取代結繩記事了。
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有用1～8個圓點組成的等邊三角形和分正方形為100個小正方形的圖案，半坡遺址的房屋基址都是圓形和方形。為了畫圓作方，確定平直，人們還創(chuàng)造了規(guī)、矩、準、繩等作圖與測量工具。據《史記·夏本紀》記載，夏禹治水時已使用了這些工具。
商代中期，在甲骨文中已產生一套十進制數字和記數法，其中最大的數字為三萬；與此同時，殷人用十個天干和十二個地支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60個名稱來記60天的日期；在周代，又把以前用陰、陽符號構成的八卦表示八種事物發(fā)展為六十四卦，表示64種事物。
公元前一世紀的《周髀算經》提到西周初期用矩測量高、深、廣、遠的方法，并舉出勾股形的勾三、股四、弦五以及環(huán)矩可以為圓等例子?！抖Y記·內則》篇提到西周貴族子弟從九歲開始便要學習數目和記數方法，他們要受禮、樂、射、馭、書、數的訓練，作為“六藝”之一的數已經開始成為專門的課程。
春秋戰(zhàn)國之際，籌算已得到普遍的應用，籌算記數法已使用十進位值制，這種記數法對世界數學的發(fā)展是有劃時代意義的。這個時期的測量數學在生產上有了廣泛應用，在數學上亦有相應的提高。
戰(zhàn)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也促進了數學的發(fā)展，尤其是對于正名和一些命題的爭論直接與數學有關。名家認為經過抽象以后的名詞概念與它們原來的實體不同，他們提出“矩不方，規(guī)不可以為圓”，把“大一”(無窮大)定義為“至大無外”，“小一”(無窮小)定義為“至小無內”。還提出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等命題.
而墨家則認為名來源于物，名可以從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墨家給出一些數學定義。例如圓、方、平、直、次(相切)、端(點)等等。
墨家不同意“一尺之棰”的命題，提出一個“非半”的命題來進行反駁：將一線段按一半一半地無限分割下去，就必將出現一個不能再分割的“非半”，這個“非半”就是點。
名家的命題論述了有限長度可分割成一個無窮序列，墨家的命題則指出了這種無限分割的變化和結果。名家和墨家的數學定義和數學命題的討論，對中國古代數學理論的發(fā)展是很有意義的。
中國古代數學體系的形成
秦漢是封建社會的上升時期，經濟和文化均得到迅速發(fā)展。中國古代數學體系正是形成于這個時期，它的主要標志是算術已成為一個專門的學科，以及以《九章算術》為代表的數學著作的出現。
《九章算術》是戰(zhàn)國、秦、漢封建社會創(chuàng)立并鞏固時期數學發(fā)展的總結，就其數學成就來說，堪稱是世界數學名著。例如分數四則運算、今有術(西方稱三率法)、開平方與開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數值解法)、盈不足術(西方稱雙設法)、各種面積和體積公式、線性方程組解法、正負數運算的加減法則、勾股形解法(特別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數的方法)等，水平都是很高的。其中方程組解法和正負數加減法則在世界數學發(fā)展上是遙遙領先的。就其特點來說，它形成了一個以籌算為中心、與古希臘數學完全不同的獨立體系。
《九章算術》有幾個顯著的特點：采用按類分章的數學問題集的形式；算式都是從籌算記數法發(fā)展起來的；以算術、代數為主，很少涉及圖形性質；重視應用，缺乏理論闡述等。
這些特點是同當時社會條件與學術思想密切相關的。秦漢時期，一切科學技術都要為當時確立和鞏固封建制度，以及發(fā)展社會生產服務，強調數學的應用性。最后成書于東漢初年的《九章算術》，排除了戰(zhàn)國時期在百家爭鳴中出現的名家和墨家重視名詞定義與邏輯的討論，偏重于與當時生產、生活密切相結合的數學問題及其解法，這與當時社會的發(fā)展情況是完全一致的?！毒耪滤阈g》在隋唐時期曾傳到朝鮮、日本，并成為這些國家當時的數學教科書。它的一些成就如十進位值制、今有術、盈不足術等還傳到印度和阿拉伯，并通過印度、阿拉伯傳到歐洲，促進了世界數學的發(fā)展。
中國古代數學的發(fā)展
魏、晉時期出現的玄學，不為漢儒經學束縛，思想比較活躍；它詰辯求勝，又能運用邏輯思維，分析義理，這些都有利于數學從理論上加以提高。吳國趙爽注《周髀算經》，漢末魏初徐岳撰《九章算術》注，魏末晉初劉徽撰《九章算術》注、《九章重差圖》都是出現在這個時期。趙爽與劉徽的工作
趙爽是中國古代對數學定理和公式進行證明與推導的最早的數學家之一。他在《周髀算經》書中補充的“勾股圓方圖及注”和“日高圖及注”是十分重要的數學文獻。在“勾股圓方圖及注”中他提出用弦圖證明勾股定理和解勾股形的五個公式；在“日高圖及注”中，他用圖形面積證明漢代普遍應用的重差公式，趙爽的工作是帶有開創(chuàng)性的，在中國古代數學發(fā)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劉徽約與趙爽同時，他繼承和發(fā)展了戰(zhàn)國時期名家和墨家的思想，主張對一些數學名詞特別是重要的數學概念給以嚴格的定義，認為對數學知識必須進行“析理”，才能使數學著作簡明嚴密，利于讀者。他的《九章算術》注不僅是對《九章算術》的方法、公式和定理進行一般的解釋和推導，而且在論述的過程中有很大的發(fā)展。劉徽創(chuàng)造割圓術，利用極限的思想證明圓的面積公式，并首次用理論的方法算得圓周率為157/50和3927/1250。
劉徽用無窮分割的方法證明了直角方錐與直角四面體的體積比恒為2:1，解決了一般立體體積的關鍵問題。在證明方錐、圓柱、圓錐、圓臺的體積時，劉徽為徹底解決球的體積提出了正確途徑。東晉以后，中國長期處于戰(zhàn)爭和南北分裂的狀態(tài)。祖沖之父子的工作就是經濟文化南移以后，南方數學發(fā)展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作，他們在劉徽注《九章算術》的基礎上，把傳統(tǒng)數學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他們的數學工作主要有：計算出圓周率在3.1415926～3.1415927之間；提出祖(日恒)原理；提出二次與三次方程的解法等。
據推測，祖沖之在劉徽割圓術的基礎上，算出圓內接正6144邊形和正12288邊形的面積，從而得到了這個結果。他又用新的方法得到圓周率兩個分數值，即約率22/7和密率355/113。祖沖之這一工作，使中國在圓周率計算方面，比西方領先約一千年之久；祖沖之之子祖(日恒)總結了劉徽的有關工作，提出“冪勢既同則積不容異”，即等高的兩立體，若其任意高處的水平截面積相等，則這兩立體體積相等，這就是著名的祖(日恒)公理。祖(日恒)應用這個公理，解決了劉徽尚未解決的球體積公式。
隋煬帝好大喜功，大興土木，客觀上促進了數學的發(fā)展。唐初王孝通的《緝古算經》，主要討論土木工程中計算土方、工程分工、驗收以及倉庫和地窖的計算問題，反映了這個時期數學的情況。王孝通在不用數學符號的情況下，立出數字三次方程，不僅解決了當時社會的需要，也為后來天元術的建立打下基礎。此外，對傳統(tǒng)的勾股形解法，王孝通也是用數字三次方程解決的。
唐初封建統(tǒng)治者繼承隋制，656年在國子監(jiān)設立算學館，設有算學博士和助教，學生30人。由太史令李淳風等編纂注釋《算經十書》，作為算學館學生用的課本，明算科考試亦以這些算書為準。李淳風等編纂的《算經十書》，對保存數學經典著作、為數學研究提供文獻資料方面是很有意義的。他們給《周髀算經》、《九章算術》以及《海島算經》所作的注解，對讀者是有幫助的。隋唐時期，由于歷法的需要，天算學家創(chuàng)立了二次函數的內插法，豐富了中國古代數學的內容。
算籌是中國古代的主要計算工具，它具有簡單、形象、具體等優(yōu)點，但也存在布籌占用面積大，運籌速度加快時容易擺弄不正而造成錯誤等缺點，因此很早就開始進行改革。其中太乙算、兩儀算、三才算和珠算都是用珠的槽算盤，在技術上是重要的改革。尤其是“珠算”，它繼承了籌算五升十進與位值制的優(yōu)點，又克服了籌算縱橫記數與置籌不便的缺點，優(yōu)越性十分明顯。但由于當時乘除算法仍然不能在一個橫列中進行。算珠還沒有穿檔，攜帶不方便，因此仍沒有普遍應用唐中期以后，商業(yè)繁榮，數字計算增多，迫切要求改革計算方法，從《新唐書》等文獻留下來的算書書目，可以看出這次算法改革主要是簡化乘、除算法，唐代的算法改革使乘除法可以在一個橫列中進行運算，它既適用于籌算，也適用于珠算。
中國古代數學的繁榮
960年，北宋王朝的建立結束了五代十國割據的局面。北宋的農業(yè)、手工業(yè)、商業(yè)空前繁榮，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火藥、指南針、印刷術三大發(fā)明就是在這種經濟高漲的情況下得到廣泛應用。1084年秘書省第一次印刷出版了《算經十書》，1213年鮑搟之又進行翻刻。這些都為數學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
從11～14世紀約300年期間，出現了一批著名的數學家和數學著作，如賈憲的《黃帝九章算法細草》，劉益的《議古根源》，秦九韶的《數書九章》，李冶的《測圓海鏡》和《益古演段》，楊輝的《詳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和《楊輝算法》，朱世杰的《算學啟蒙》《四元玉鑒》等，很多領域都達到古代數學的高峰，其中一些成就也是當時世界數學的高峰
從開平方、開立方到四次以上的開方，在認識上是一個飛躍，實現這個飛躍的就是賈憲。楊輝在《九章算法纂類》中載有賈憲“增乘開平方法”、“增乘開立方法”；在《詳解九章算法》中載有賈憲的“開方作法本源”圖、“增乘方法求廉草”和用增乘開方法開四次方的例子。根據這些記錄可以確定賈憲已發(fā)現二項系數表，創(chuàng)造了增乘開方法。這兩項成就對整個宋元數學發(fā)生重大的影響，其中賈憲三角比西方的帕斯卡三角形早提出600多年。
把增乘開方法推廣到數字高次方程(包括系數為負的情形)解法的是劉益?！稐钶x算法》中“田畝比類乘除捷法”卷，介紹了原書中22個二次方程和1個四次方程，后者是用增乘開方法解三次以上的高次方程的最早例子。
秦九韶是高次方程解法的集大成者，他在《數書九章》中收集了21個用增乘開方法解高次方程(最高次數為10)的問題。為了適應增乘開方法的計算程序，奏九韶把常數項規(guī)定為負數，把高次方程解法分成各種類型。當方程的根為非整數時，秦九韶采取繼續(xù)求根的小數，或用減根變換方程各次冪的系數之和為分母，常數為分子來表示根的非整數部分，這是《九章算術》和劉徽注處理無理數方法的發(fā)展。在求根的第二位數時，
秦九韶還提出以一次項系數除常數項為根的第二位數的試除法，這比西方最早的霍納方法早500多年。元代天文學家王恂、郭守敬等在《授時歷》中解決了三次函數的內插值問題。秦九韶在“綴術推星”題、朱世杰在《四元玉鑒》“如象招數”題都提到內插法(他們稱為招差術)，朱世杰得到一個四次函數的內插公式。
用天元(相當于x)作為未知數符號，立出高次方程，古代稱為天元術，這是中國數學史上首次引入符號，并用符號運算來解決建立高次方程的問題?，F存最早的天元術著作是李冶的《測圓海鏡》。從天元術推廣到二元、三元和四元的高次聯立方程組，是宋元數學家的又一項杰出的創(chuàng)造留傳至今，并對這一杰出創(chuàng)造進行系統(tǒng)論述的是朱世杰的《四元玉鑒》。
朱世杰的四元高次聯立方程組表示法是在天元術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他把常數放在中央，四元的各次冪放在上、下、左、右四個方向上，其他各項放在四個象限中。朱世杰的最大貢獻是提出四元消元法，其方法是先擇一元為未知數，其他元組成的多項式作為這未知數的系數，列成若干個一元高次方程式，然后應用互乘相消法逐步消去這一未知數。重復這一步驟便可消去其他未知數，最后用增乘開方法求解。這是線性方法組解法的重大發(fā)展，比西方同類方法早400多年。勾股形解法在宋元時期有新的發(fā)展，朱世杰在《算學啟蒙》卷下提出已知勾弦和、股弦和求解勾股形的方法，補充了《九章算術》的不足。李冶在《測圓海鏡》對勾股容圓問題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得到九個容圓公式，大大豐富了中國古代幾何學的內容。已知黃道與赤道的夾角和太陽從冬至點向春分點運行的黃經余弧，求赤經余弧和赤緯度數，是一個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問題，傳統(tǒng)歷法都是用內插法進行計算。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則用傳統(tǒng)的勾股形解法、沈括用會圓術和天元術解決了這個問題。不過他們得到的是一個近似公式，結果不夠精確。但他們的整個推算步驟是正確無誤的，從數學意義上講，這個方法開辟了通往球面三角法的途徑。中國古代計算技術改革的也是出現在宋元時期。宋元明的歷史文獻中載有大量這個時期的實用算術書目，其數量遠比唐代為多，改革的主要內容仍是乘除法。與算法改革的同時，穿珠算盤在北宋可能已出現。但如果把現代珠算看成是既有穿珠算盤，又有一套完善的算法和口訣，那么應該說它最后完成于元代。
宋元數學的繁榮，是社會經濟發(fā)展和科學技術發(fā)展的必然結果，是傳統(tǒng)數學發(fā)展的必然結果。此外，數學家們的科學思想與數學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宋元數學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對理學家的象數神秘主義。秦九韶雖曾主張數學與道學同出一源，但他后來認識到，“通神明”的數學是不存在的，只有“經世務類萬物”的數學；莫若在《四元玉鑒》序文中提出的“用假象真，以虛問實”則代表了高度抽象思維的思想方法；楊輝對縱橫圖結構進行研究，揭示出洛書的本質，有力地批判了象數神秘主義。所有這些，無疑是促進數學發(fā)展的重要因素。
中西方數學的融合
中國從明代開始進入了封建社會的晚期，封建統(tǒng)治者實行極權統(tǒng)治，宣傳唯心主義哲學，施行八股考試制度。在這種情況下，除珠算外，數學發(fā)展逐漸衰落。
16世紀末以后，西方初等數學陸續(xù)傳入中國，使中國數學研究出現一個中西融合貫通的局面；以后，近代數學開始傳入中國，中國數學便轉入一個以學習西方數學為主的時期；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近代數學研究才真正開始。
從明初到明中葉，商品經濟有所發(fā)展，和這種商業(yè)發(fā)展相適應的是珠算的普及。明初《魁本對相四言雜字》和《魯班木經》的出現，說明珠算已十分流行。前者是兒童看圖識字的課本，后者把算盤作為家庭必需用品列入一般的木器家具手冊中。隨著珠算的普及，珠算算法和口訣也逐漸趨于完善。例如王文素和程大位增加并改善撞歸、起一口訣；徐心魯和程大位增添加、減口訣并在除法中廣泛應用歸除，從而實現了珠算四則運算的全部口訣化；朱載墑和程大位把籌算開平方和開立方的方法應用到珠算，程大位用珠算解數字二次、三次方程等等。程大位的著作在國內外流傳很廣，影響很大。
1582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到中國，1607年以后，他先后與徐光啟翻譯了《幾何原本》前六卷、《測量法義》一卷，與李之藻編譯《圜容較義》和《同文算指》。1629年，徐光啟被禮部任命督修歷法，在他主持下，編譯《崇禎歷書》137卷?！冻绲潥v書》主要是介紹歐洲天文學家第谷的地心學說。作為這一學說的數學基礎，希臘的幾何學，歐洲玉山若干的三角學，以及納皮爾算籌、伽利略比例規(guī)等計算工具也同時介紹進來。
在傳入的數學中，影響最大的是《幾何原本》。《幾何原本》是中國第一部數學翻譯著作，絕大部分數學名詞都是首創(chuàng)，其中許多至今仍在沿用。徐光啟認為對它“不必疑”、“不必改”，“舉世無一人不當學”?！稁缀卧尽肥敲髑鍍纱鷶祵W家必讀的數學書，對他們的研究工作頗有影響。
其次應用最廣的是三角學，介紹西方三角學的著作有《大測》《割圓八線表》和《測量全義》?！洞鬁y》主要說明三角八線(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正矢、余矢)的性質，造表方法和用表方法?！稖y量全義》除增加一些《大測》所缺的平面三角外，比較重要的是積化和差公式和球面三角。所有這些，在當時歷法工作中都是隨譯隨用的。
1646年，波蘭傳教士穆尼閣來華，跟隨他學習西方科學的有薛鳳柞、方中通等。穆尼閣去世后，薛鳳柞據其所學，編成《歷學會通》，想把中法西法融會貫通起來?！稓v學會通》中的數學內容主要有比例對數表》《比例四線新表》和《三角算法》。前兩書是介紹英國數學家納皮爾和布里格斯發(fā)明增修的對數。后一書除《崇禎歷書》介紹的球面三角外，尚有半角公式、半弧公式、德氏比例式、納氏比例式等。方中通所著《數度衍》對對數理論進行解釋。對數的傳入是十分重要，它在歷法計算中立即就得到應用。清初學者研究中西數學有心得而著書傳世的很多，影響較大的有王錫闡《圖解》、梅文鼎《梅氏叢書輯要》(其中數學著作13種共40卷)、年希堯《視學》等。梅文鼎是集中西數學之大成者。他對傳統(tǒng)數學中的線性方程組解法、勾股形解法和高次冪求正根方法等方面進行整理和研究，使瀕于枯萎的明代數學出現了生機。年希堯的《視學》是中國第一部介紹西方透視學的著作。
清康熙皇帝十分重視西方科學，他除了親自學習天文數學外，還培養(yǎng)了一些人才和翻譯了一些著作。1712年康熙皇帝命梅彀成任蒙養(yǎng)齋匯編官，會同陳厚耀、何國宗、明安圖、楊道聲等編纂天文算法書。1721年完成《律歷淵源》100卷，以康熙“御定”的名義于1723年出版。其中《數理精蘊》主要由梅彀成負責，分上下兩編，上編包括《幾何原本》、《算法原本》，均譯自法文著作；下編包括算術、代數、平面幾何平面三角、立體幾何等初等數學，附有素數表、對數表和三角函數表。由于它是一部比較全面的初等數學百科全書，并有康熙“御定”的名義，因此對當時數學研究有一定影響。
綜上述可以看到，清代數學家對西方數學做了大量的會通工作，并取得許多獨創(chuàng)性的成果。這些成果，如和傳統(tǒng)數學比較，是有進步的，但和同時代的西方比較則明顯落后了。
雍正即位以后，對外閉關自守，導致西方科學停止輸入中國，對內實行高壓政策，致使一般學者既不能接觸西方數學，又不敢過問經世致用之學，因而埋頭于究治古籍。乾嘉年間逐漸形成一個以考據學為主的乾嘉學派。
隨著《算經十書》與宋元數學著作的收集與注釋，出現了一個研究傳統(tǒng)數學的。其中能突破舊有框框并有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有焦循、汪萊、李銳、李善蘭等。他們的工作，和宋元時代的代數學比較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和西方代數學比較，在時間上晚了一些，但這些成果是在沒有受到西方近代數學的影響下獨立得到的。
與傳統(tǒng)數學研究出現的同時，阮元與李銳等編寫了一部天文數學家傳記—《疇人傳》，收集了從黃帝時期到嘉慶四年已故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270余人(其中有數學著作傳世的不足50人)，和明末以來介紹西方天文數學的傳教士41人。這部著作全由“掇拾史書，荃萃群籍，甄而錄之”而成，收集的完全是第一手的原始資料，在學術界頗有影響。
1840年以后，西方近代數學開始傳入中國。首先是英人在上海設立墨海書館，介紹西方數學。第二次后，、李鴻章等官僚集團開展“”，也主張介紹和學習西方數學，組織翻譯了一批近代數學著作。
其中較重要的有李善蘭與偉烈亞力翻譯的《代數學》《代微積拾級》；華蘅芳與英人傅蘭雅合譯的《代數術》《微積溯源》《決疑數學》；鄒立文與狄考文編譯的《形學備旨》《代數備旨》《筆算數學》；謝洪賚與潘慎文合譯的《代形合參》《八線備旨》等等。
《代微積拾級》是中國第一部微積分學譯本；《代數學》是英國數學家德·摩根所著的符號代數學譯本；《決疑數學》是第一部概率論譯本。在這些譯著中，創(chuàng)造了許多數學名詞和術語，至今還在應用，但所用數學符號一般已被淘汰了。以后，各地興辦新法學校，上述一些著作便成為主要教科書。
關鍵詞：價值鏈會計理論框架科學發(fā)展觀
隨著經濟的發(fā)展、社會的進步，企業(yè)經營管理活動發(fā)生了變化。一方面，管理視線轉向能帶來價值增值的環(huán)節(jié)，由此作業(yè)成本法、經濟增加值法開始流行。另一方面，企業(yè)的發(fā)展不再僅限于自身的發(fā)展，與外界的合作也變得更加重要，由此供應鏈管理、價值鏈管理開始受到重視。這些方面決定了現在的會計模式已經不再適應環(huán)境的變化，構建新的會計理論框架成為必然。這種會計模式就是基于科學發(fā)展觀的價值鏈會計模式。
價值鏈會計理論內涵
“價值鏈”一詞最早是由著名的企業(yè)競爭戰(zhàn)略專家麥克爾•波特于1985年在《競爭戰(zhàn)略》一書中提出。美國ABCTechnologies公司和美國價值鏈機構把價值鏈定義為一種高層次的物流模式，從原材料作為投入資產開始，直至把產品通過不同過程售予顧客為止，當中所有的增值活動都可作為價值鏈的組成部分。而價值鏈管理是對這一過程企業(yè)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全方位管理。只有資金增值了才能產生價值，所以價值鏈管理最關注的是資金流。價值鏈引起了企業(yè)管理理論的變化。
我國著名會計學家閻達五教授認為會計是一項管理活動。那么會計管理就是企業(yè)管理的一部分，管理理論發(fā)生了變化，會計也應有相應的變革。閻達五教授在價值鏈管理的基礎上提出了價值鏈會計這一新興概念。價值鏈會計把傳統(tǒng)會計對單個企業(yè)的研究擴展到了對整個價值鏈的研究?？偟膩碚f，價值鏈會計可以定義為“在從供應商到顧客這條價值鏈上收集、利用、加工、存儲、分析價值信息，實施對價值鏈的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控制和反映，保證價值鏈高效、有序運轉的一種經濟管理活動。”
價值鏈會計提出后，關于價值鏈會計的理論研究越來越多，構建價值鏈的理論框架也就成為重點。只有理論框架構建起來，價值鏈會計才能應用于實際。另外，科學發(fā)展觀是以人為本，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的發(fā)展觀。因此，建立在科學發(fā)展觀基礎上的價值鏈會計理論框架，才能真正適應環(huán)境的需要。
價值鏈會計理論框架
價值鏈會計目標
會計目標是會計活動的最高層次，它為會計活動指明了方向。傳統(tǒng)會計目標反映企業(yè)的資金活動，為會計信息外部使用者以及內部管理者提供信息。價值鏈會計是建立在會計是管理活動論的基礎上，是價值鏈管理的一部分。因此，應從企業(yè)內部管理角度考慮價值鏈會計的目標。
首先，價值的創(chuàng)造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價值鏈會計應動態(tài)地反映價值的運動。其次，價值鏈上的每個環(huán)節(jié)都可以看作價值的增值環(huán)節(jié)。價值鏈的整體實現最大增值，從而提高價值鏈競爭力、提高市場占有率。獲取最大利潤是價值鏈會計的目標。但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往往會導致企業(yè)的短期行為。只有站在企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立場上，才能使內部管理者從戰(zhàn)略的角度思考企業(yè)的長期發(fā)展問題。而且科學發(fā)展觀不僅要考慮經濟的發(fā)展，還要注重社會的發(fā)展。只有在實現了企業(yè)和環(huán)境的和諧發(fā)展后，企業(yè)的價值才能真正實現最大增值。所以價值最大化不僅僅是利潤最大化，還應包括整條價值鏈的社會價值最大化。
價值鏈會計的目標可以總括為動態(tài)反映價值的運動過程，不斷優(yōu)化價值鏈，通過對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協(xié)調控制，實現價值鏈的價值最大化。
價值鏈會計對象
會計對象是會計作為一種管理活動所反映和監(jiān)督的內容，也就是價值運動或資金運動。傳統(tǒng)的會計對象針對的是企業(yè)內部的價值運動。而價值鏈向上延伸到了供應價值鏈，向下延伸到了客戶價值鏈，從而擴展了價值鏈會計所反映和監(jiān)督的內容。
價值鏈會計假設
會計假設是會計工作的基本前提。會計所處的環(huán)境極為復雜，有了合理、科學的假設，才能使會計工作正常進行。價值鏈會計所處的社會經濟環(huán)境比傳統(tǒng)會計更復雜多變。雖然傳統(tǒng)會計的假設在價值鏈會計中依然可以存在，但是其具體范疇還是受到了沖擊。要使價值鏈會計在科學發(fā)展觀的前提下成熟，價值鏈會計假設的合理設定非常重要。
會計主體假設一方面，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虛擬企業(yè)大量出現，企業(yè)主體不再僅限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有形實體；另一方面，企業(yè)作為一個集團存在，擁有很多子公司，子公司和母公司又各有很多合資公司。一個企業(yè)的枝節(jié)蔓延得，錯綜復雜，相互交錯；而且，有的公司的成立只是為了完成某個項目，項目完成公司也就不存在了。現在的并購活動越來越頻繁，企業(yè)的存與亡只是瞬息之間。所以現在企業(yè)的邊界開始變得模糊，會計的主體經常變化。
而價值鏈管理使傳統(tǒng)會計主體從單個企業(yè)擴展到一條完整的價值鏈，會計主體的邊界大大延伸。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確定好會計主體，走出傳統(tǒng)會計主體是企業(yè)的禁錮，才能明確價值鏈會計工作的范圍。
持續(xù)經營假設和會計分期假設目前，虛擬企業(yè)的存在以及企業(yè)競爭的加劇，使企業(yè)持續(xù)經營變得越來越不確定。很多企業(yè)都面臨著隨時被清算和終止的命運。所以持續(xù)經營假設似乎顯得更加重要。為了及時向有關方面提供企業(yè)信息，在企業(yè)持續(xù)不斷的經營活動中，人為地將其分割開來，形成一個個的會計期間。會計分期假設也很必要。
但是，隨著計算機的普及、數據庫和網絡技術的發(fā)展，企業(yè)經營活動中發(fā)生的每筆交易瞬間就可完成，也可以及時處理向相關者提供報告。用戶需要信息時可以隨時從系統(tǒng)中調出。而競爭、兼并、企業(yè)虛擬化使得非持續(xù)經營的企業(yè)大量存在。持續(xù)經營假設和會計分期假設已經可以不存在于價值鏈會計中了。
貨幣計量假設會計管理活動論認為會計是一種管理活動，而現在會計只能核算那些可以用貨幣計量的業(yè)務。對于經營管理活動中不能以貨幣計量的活動，如企業(yè)的人力資源、企業(yè)的競爭力等沒有納入會計核算范圍。價值鏈會計是在會計管理活動論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所以貨幣計量假設有很大的局限性。有人提出“貨幣計量假設擴展為價值計量，以核心企業(yè)為主體衡量整個價值鏈是否增值，對于人力資源、知識資本、金融風險等難以用貨幣計量的因素，可納入價值鏈會計的范疇。”
價值鏈會計原則
傳統(tǒng)會計有十三大原則，這其中除歷史成本原則外，對于價值鏈會計基本適用。歷史成本原則反映的是經濟業(yè)務的實際成本，但是市場價格是變動的，資產的價值也就會或增或減。歷史成本反映的價值是過時的，對于經營管理決策不具有相關性。價值鏈會計的目標是要使整個價值鏈增值達到最大化。它所要求的價值必須是現行價值，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反映價值鏈上的價值。所以在價值鏈會計中必須將歷史成本原則改為現行成本原則?，F行成本原則是用現行成本或重置成本來代替歷史成本，可以反映出價值鏈上各個環(huán)節(jié)的真正價值。在科學發(fā)展觀的指引下，價值鏈會計可以擴展三個原則：以人為本原則、社會性原則、可持續(xù)性原則。
以人為本原則隨著知識經濟的發(fā)展，人力資源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比其他任何資源都重要。人力資源會計的提出適應了這一變化。人力資源是企業(yè)持續(xù)創(chuàng)造價值的源泉，所以在價值鏈會計中應建立以人為本的原則。
社會性原則企業(yè)在發(fā)展過程中，不能僅僅考慮自身的發(fā)展，還應該為社會的發(fā)展作出貢獻。社會價值最大化才能真正體現出企業(yè)乃至整個價值鏈的價值最大化。對企業(yè)業(yè)績的評價可從社會的角度全方位考慮，這是價值鏈會計的社會性原則。財務-[飛諾網]
可持續(xù)性原則可持續(xù)發(fā)展要求正確認識和處理人口、資源、環(huán)境之間的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即要使人與自然和諧發(fā)展。目前剛剛興起的和諧會計以及逐漸成熟的環(huán)境會計就反映了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思想。只有企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從長遠來看，價值鏈上的價值才能實現最大化。所以可持續(xù)發(fā)展原則應納入價值鏈會計的原則中。
價值鏈會計計量
傳統(tǒng)會計的貨幣計量已不能完全適應價值鏈會計，可以采用價值計量的形式正確反映價值鏈會計中無法用貨幣計量的經濟事項。但是，直接從貨幣計量過渡到價值計量是有難度的。在價值鏈會計中，可以先采用貨幣計量為主、多種計量形式（現行市價、可變現凈值、未來現金流量現值）并存的方式。價值鏈會計的計量可以建立在兩種目前流行的方法上，一種作業(yè)成本法（ActivityBasedCosting，簡稱ABC），另外一種是經濟增加值法（EconomicValueAdded，簡稱EVA）。
價值鏈成本會計價值鏈成本會計主要是從成本的角度去計量價值鏈的整體價值。只有成本達到最低，才能使價值鏈的價值最大。作業(yè)成本法目前在成本會計和管理會計中得到應用。所謂作業(yè)成本法就是對價值鏈的作業(yè)和成本動因進行分析，以便區(qū)分價值鏈中哪個環(huán)節(jié)的作業(yè)是增值作業(yè)，哪個環(huán)節(jié)的作業(yè)是非增值作業(yè)。在剔除非增值作業(yè)后，尋找新增值的上下游企業(yè)，動態(tài)地達到降低成本，實現價值鏈最大增值的目標。
價值鏈價值會計價值鏈價值會計是直接從價值的角度計量價值鏈的整體價值。經濟增加值法是目前最流行的一種方法，最大的誘人之處就在于它把投資決策、業(yè)績評價和獎金激勵統(tǒng)一起來。經濟增加值法把經濟利潤作為企業(yè)的目標，與目前會計采用的會計利潤有所不同。經濟利潤不僅考慮債權資本成本，還考慮股權資本成本，即：
經濟利潤＝息前稅后營業(yè)利潤－稅后利息－股權費用
價值鏈價值＝期初投資成本＋經濟利潤現值
所以，經濟增加值的目標與價值鏈會計的目標完全一致。價值鏈會計的計量方法在此基礎上可以逐漸完善起來。
價值鏈會計的報告模式
價值鏈會計的實時性和信息化決定了傳統(tǒng)報告模式的局限性。傳統(tǒng)財務報告不能報告非財務信息，報只是定期，使用者不能隨時得到所需信息。所以傳統(tǒng)報告模式已不能適應價值鏈會計的需要。
XBRL（ExtensibleBusinessReportingLanguge，即可擴展商業(yè)語言）是財務信息處理的最新技術，國際聯合會一直在推廣這一標準。中國礦業(yè)大學張濤提出，由于XBRL是企業(yè)網絡財務報告的標準，統(tǒng)一了網絡數據定義和格式，計算機可以統(tǒng)一識別網絡報告的基本元素，所以用戶可以快速、可靠地查找到所需要的財務信息。另外，用戶還可以便捷地對查找到的財務信息進行利用。所以XBRL的報告模式符合價值鏈會計特點，它提高了報表編制效率，及時提供信息；增加了財務數據在不同時期、不同企業(yè)的可比性，有利于企業(yè)管理者利用財務數據進行決策。
綜上所述，在會計的發(fā)展過程中要始終堅持科學發(fā)展觀。在構建新興會計研究領域價值鏈會計理論框架時，堅持科學的發(fā)展觀才更能完善價值鏈會計體系，促進價值鏈會計的迅速發(fā)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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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激勵情感，目標引學。
心理學告訴我們滿足人們對理解、尊重和追求的需要，就能激發(fā)人的動機，使人有一股內在的動力，朝向所期望的目標前進。教師對學生“暗含期待”，學生在感情上就會受到鼓舞，對教師產生“好感”和“信賴”，增強自尊、自信、有效地激發(fā)學生情緒和學習動機。因此，作為數學教師要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必須激勵學生情感，一方面增加“感情投資”，理解、尊重、親近、關心學生，寓教于情，用真誠和熱情撥動學生心弦，使其對數學產生親切感，樂聽愛學，“親其師而信其道”。另一方面針對學生心靈深處存在著使節(jié)自己成為發(fā)現者、研究者、探索者的愿望，不斷為他們樹立學習目標，提供發(fā)現問題、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機會，使他們從一個成功走向另一個成功的不斷滿足中增強學習信心，激勵學習興趣，享受獲得的歡樂。
二、更新教法，實行導學。
蘇聯學者雅各得欽說：重要的是創(chuàng)造一種生動活潑的課堂教學氣氛，使學生威到沒有思想負擔，大膽地、無拘無束地討論問題。民主、平等、活潑、愉快是創(chuàng)造之芽萌發(fā)的溫床，是充分發(fā)揮學生主體作用的搖籃。教學中教師不僅要用良好的師德、嚴謹的治學態(tài)度、廣博的知識感染學生，而且要用民主、平等、多樣而富有鼓勵性的教法對學生“誘、啟、導”，促使學生效法、悟道、解惑。
三、開展活動，評比促學。
學生對開展活動非常感興趣，在課堂上進行多種形式的活動，如：搶答比賽、知識競賽、腦筋急轉彎、數學家的故事、優(yōu)秀墻報等等活動的開展，讓學生人人準備，個個參加，寓教于評，以比促學，造成你追我趕，比學趕超局勢，促使學生“鼓足干勁，力爭上游?！?/p>
四、參與實踐，應用練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