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23-05-23 17:14:4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yōu)槟x了8篇的古代文學研究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fā)，請盡情閱讀。
為此,我們申報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式教學模式的探索與實踐”的教改課題,該項目分別獲得我們所在學院和湖南省教育廳重點項目立項。新的教學模式更加體現(xiàn)學生的主體地位和教師的主導作用。在課堂討論過程中,師生互動,相互啟發(fā),集思廣益。我們甚至大膽地提出師生互教,這一點考驗老師的自尊心。其實學海無涯,面對無邊的知識的,每一個人都是渺小的。在網絡時代,學生在某方面超越老師既不奇怪也不必驚慌。
一、困難與對策
研究式教學模式的展開,困難與阻力無疑是存在的,當前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傳統(tǒng)教學模式所形成的教與學的心理定勢與教學習慣,對接受并極積參與研究式教學是一種阻力。人們按照習慣或原有模式行事,往往覺得較輕松;而新的習慣與行為模式的形成須要一個長期的過程,這個過程開始是不適應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是一旦變成了新的習慣與模式,就會同樣感到輕松,甚至能夠讓參與者感受到創(chuàng)新所帶來的愉悅。
第二,研究式教學必須具備一定規(guī)模的圖書資料,目前我們這樣的地方新升本科院校圖書資料還不能充分滿足研究式教學的需要。由于這些地方本科院校大都處于較偏遠的地區(qū),經濟文化欠發(fā)達,社會上的其他圖書館的資源也非常不足,使研究式教學模式的改革產生了一定的困難。然而隨著網絡時代的發(fā)展,網上資源十分豐富,只要我們善于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彌補資源的不足。
第三,如何發(fā)揮研討課課堂教學的效率,是教改成功的關鍵。討論課對教師的掌控能力是一個新的挑戰(zhàn),要求老師有充足的教學準備,具備解決多方面問題的能力。比如,如何指導學生進行研究式學習,如何調控課堂氛圍;如何調動所有上課學生的極積性,解決好點與面的關系;如何掌控課程教學的進度;如何使教師的講授與點評既有深度又有針對性;如何指導學生對討論的問題作進一步的研究式學習,如何收集、整理和積累研究式教學的資料等等。這些都必須在教學過程中一一加以解決,與傳統(tǒng)的教學模式相比較,老師與學生都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教學的過程變得更具挑戰(zhàn)性,師生雙方的能動性進一步被調動起來,教學活動更具有活力。
第四,如何將課堂教學向課外拓展,如何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教學活動,也是教改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如舉辦讀書報告會,開展征文比賽,成立專業(yè)興趣小組,創(chuàng)辦內部專題刊物,外請專家講學等等,通過一系列課外活動的開展,引導學生開闊視野,活躍思維,積極探索,大膽創(chuàng)新,培養(yǎng)初步的研究能力。
第五,如何改革學生成績的評定方式,如何更科學地反應學生的學習成果,也是教改過程中的一道難題。研究式教學對學生成績的評定不僅要看結果,更要看過程;不僅要看期未成績,還要看平時參與討論、撰寫讀書筆記和研究式小論文的情況;不僅要看課程學習情況,還要看課外及社會實踐的情況。因此對學生成績的評判也應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一個全方位的考量體系,而不是單純的看學生的期未考試成績和平時作業(yè)。要糾正一些學生僅僅滿足于考試過關拿到學分的消極態(tài)度,要把古代文學的學習作為獲取知識、培養(yǎng)能力、陶治情操、提高素質的重要方式,并把這些方面作為個人主動追求的目標。
二、善事與利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為了有效地開展研究式教學,我們要教給學生自主學習的必要的基礎知識和基本能力。例如,必須教會學生如何檢索和利用古代文學的文獻資料。學生不會利用資料,僅從老師講課中被動地獲取的知識,其知識量是有限的,而且這種嚼飯喂人的方式也是不可取的。在教師方面可能是苦口婆心,而在學生方面卻并不一定受益。學生學會研究式學習,必須具備一定的文獻學知識。就拿查找人物資料來說,人物資料在文獻中的分布以史部傳記類書籍最為集中。傳記類圖書中有人物的行狀、年譜、宗譜,還有匯集多人事跡的傳紀資料集。例如,張撰寫的《漢丞相諸葛武侯(亮)傳》、呂大防撰寫的《杜工部年譜》、記載朱熹家族有關資料的《紫陽朱氏建安譜》,以及朱熹撰寫的《名臣言行錄》,元代辛文房撰寫的《唐才子傳》,清代阮元的《疇人傳》等,都在史部傳記類書籍中,利用傳記類圖書可以找到研究對象的大部分資料。此外,正史中的本紀、列傳部分有很多人物資料自不待言,而筆記野史中的人物資料也應引起高度重視,如《世說新語》《大唐新語》《唐摭言》等也有大量的人物資料。此外,還有書目提要中的傳記資料,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不但對歷代一萬余種圖書的內容得失、版本異同進行評論的考訂,并且對作者的爵里生平、人品學術亦多有論述。另外,詩文總集中的小傳也不乏人物資料。唐人編選的唐詩總集如《河岳英靈集》《國秀集》《中興間氣集》《極玄集》,往往載有入選作家的字號、籍貫、仕履,能為進一步查找資料提供線索。又如沈德潛的《國朝詩別載集》、王昶的《湖海詩傳》、符葆森的《國朝正雅集》,據(jù)統(tǒng)計載有三千多詩人的小傳,而民國時期徐世昌的《晚晴詩匯》收詩人多達六千余人,亦大都附有作家小傳。地方性的文獻資料,如《江蘇詩征》《江西詩征》《兩浙軒錄》《兩浙軒續(xù)錄》等等,也收有大量的人物資料,其中后兩部書選錄了浙江自清初至晚清九千多名詩人的小傳和作品。再則,別集中的人物資料也十分豐富,不過這些資料比較分散,查找利用不太容易。但也有些工具書可以利用,如陳乃乾編的《清代碑傳文通檢》,把清代很多別集的碑傳文按碑傳主的姓名編出索引,為利用別集中的人物資料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最后,方志中的人物資料也十分寶貴,古代方志中的人物門、職官門、雜記門等往往有不少人物資料。如南宋史安之修、高似孫撰的《剡錄》卷五收錄了許詢、孫綽、王羲之、謝靈運、孫稚圭等人的資料。而康熙年間徐相國等人撰的《湖廣通志》、清代鄧顯鶴輯的《沅湘耆舊集》、陸寶忠編的《沅湘覽秀集》等等有關地方志資料對查找人物資料也是非常有用的。
進行研究式學習必須具備目錄學方面的基礎知識,了解我國古代圖書分類的情況,這對我們查找古籍很有幫助。如要查找《瀛奎律髓》一書,不明白這本書的內容和體例,對古籍的分類方法又不太清楚,不知道這是一部詩歌總集,而誤以為書中有大量論詩之語,就到《四庫全書》詩文評一類中去查找,結果是找不到的。其實這部書收在集部的總集類中,有人把《瀛奎律髓》作為詩話著作,是因為書中不僅匯集江西派詩人的詩作,而且有江西派詩許多作家的小傳和大量的論詩之語。可見了解和掌握中國古典文獻方面的知識是很有必要的。
三、個案與體會
培養(yǎng)學生發(fā)現(xiàn)問題的習慣和能力是研究式教學的關鍵性環(huán)節(jié)。人們一般習慣于消遣式的閱讀,閱讀過程中未能發(fā)現(xiàn)問題,這樣的學習往往只能停留在表層,知識與能力難以得到深化。尋找問題式的學習與此不同,有時一個小小的問題深入挖掘下去會越挖越深,知識就象滾雪球似的增加,甚至于能夠發(fā)現(xiàn)大的學問,產生重大的創(chuàng)造性成果,牛頓從蘋果落地發(fā)現(xiàn)萬有引力是大家耳熟能詳?shù)睦印?/p>
在教改中,我的一位學生在閱讀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有關中唐著名詩人劉長卿的相關資料時,發(fā)現(xiàn)一個句子讀不通,前來請教。原來是《唐代詩人叢考》引用《皇甫持正集》卷四的一句話:“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舉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眴为毧催@一句,不太好理解。其實這是一句很有名的語句,宋元以來著書人常常引用,其意思是說后世有些儒生自己學問不深卻自視甚高,菲薄前賢,目空一切?！痘矢Τ终芬那斑€有:“乃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十字,引文后面還有:“書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讀,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等數(shù)語。引文未引全句,所以不太好懂。通過進一步查找資料發(fā)現(xiàn)“舉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句中“舉語”一詞,很多不同版本都作“筆語”?！芭e語”是古人常用語,“筆語”則不可通。傅先生引用的明代毛晉汲古閣本作“舉語”,沒有錯誤,汲古閣本版本價值較高,這是個很好的例子。另外,唐人作文尚很重視駢偶,“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舉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讀,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從后面的“舉語”“讀書”“書字”(宋代有的引文“書”后有一“字”字,今本《皇甫持正集》當是有奪文)三個詞語來看,這是鼎足對語,可知首句“詩末有劉長卿一句”前應還有一字,方才符合對偶的要求。元代陶宗儀《說郛》卷三十五引此文即為“讀詩末有劉長卿一句”,可見“詩”前有一“讀”字。汲古閣本《皇甫持正集》中已經脫去此字,傅先生據(jù)汲古閣本,所以引文也漏了此“讀”字。這說明即便是好的版本,也不是沒有問題,讀書求真,何其不易!學生茅塞頓開,我也有新的收獲,真所謂教學相長啊。至于前一句“一謙三十年之說”,仍然是個疑問,古人常說“一謙而四益”,這句話最早出處是《漢書?藝文志》道家類小序,顏師古的注釋為:“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意思是謙虛的人,天、地、神、鬼、人都會益助他。顏師古的話又是出自《易經》的《謙》卦中的《彖》辭。至于“一謙三十年”之說,不明何意。此語在唐以后的文獻中雖亦數(shù)見,然而它的最早出處,并且也是唯一出處,卻都是皇甫的《與李生第二書》一文,也許是當時的一句俗語,也可能是皇甫的一個誤筆。這個問題無法解答,只好留待今后了。
發(fā)現(xiàn)一個有價值的問題,其意義不低于解決這個問題。而在研究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中,我們會獲得新知。開卷有益,探求問題的開卷更有益。學生自主地學習、極積地閱讀、細心地發(fā)現(xiàn)問題,師生共同努力去解決問題,這樣的教學應該大力提倡。
參考文獻:
[1]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M].北京:中華書局,1980.
關鍵詞：文獻閱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生；問題意識
一、中國古代文學專業(yè)的特點
中國古代文學是一門比較傳統(tǒng)且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專業(yè)。偉大的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文明開始最早的古老民族之一，其所創(chuàng)造的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學歷史悠久、種類繁多、卷帙浩繁，蘊含著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承載了中華民族的理想信念，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最具魅力的一部分。
（一）研究內容極為豐富
中國古代文學是以中國上古至近代文學為研究對象，按照時代先后順序共分為先秦文學、秦漢文學、魏晉南北朝文學、隋唐五代文學、宋遼金文學、元代文學、明代文學、清代文學及近代文學九個部分。按文體分也有詩歌、散文、戲曲、小說四大基本類別。其中，在文學史上有卓越貢獻且影響較大的作家就有數(shù)百位、作品數(shù)千篇，更不用說在當下文學史上提及甚少或默默無聞的作家作品了。
（二）研究問題相對隱蔽
中國古代文學所涉及的內容豐富、因素眾多，研究具有相對的復雜性與多元化。所以，在具體的研究中，研究的問題也呈現(xiàn)出相對隱蔽的狀態(tài)，很多觀點的解讀、審美傾向的表達、藝術手法的運用都不是簡單的呈現(xiàn)，其中不僅蘊含著作者文學思想與審美理想的表達，還有諸如文體的選擇、審美風尚、文藝思潮等的滲透，甚至受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影響，研究者必須通過相關問題的認知、歸納、辨析，才能揭示出研究問題的真諦與精髓。
（三）價值評判較為主觀
“文學”即“人學”。文學的主體是人，作品中所抒發(fā)的情感、表達的思想，甚至是所運用的表現(xiàn)手法，都具有強烈的主觀色彩，充滿了個人的價值判斷。文學的受眾亦是人，不同的人其生活經歷、情感體驗、思想傾向都有差異，所以很多時候對同一位作家、同一部作品也會呈現(xiàn)出不同的價值評判，正所謂：“一千個人眼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所以，即使是學者們已達成基本共識的研究尚有不同的聲音，更遑論一直存在爭議的問題了?；谥袊糯膶W專業(yè)的這些特點，研究生在探索其中的具體問題時，往往無法于相對豐富且駁雜的內容之中發(fā)現(xiàn)深藏的較為隱蔽的問題，無法做出自己主觀的價值判斷。所以，相對于其他專業(yè)來說，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生的主體性對科研有著更為重要的影響。不同于本科階段的基礎性學習，研究生更注重研究性、自主性學習。在自主性學習模式中，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師所充當?shù)氖菍W習的指導者與協(xié)助者，包括對于學習內容與方法的指導，營造包容與獨立的對話場域，建立平等民主的師生關系等。所以，這種學習模式也決定了問題意識培養(yǎng)的關鍵不在于教師的教，而在于如何在教師的引導與協(xié)助之下，讓學生自主地學習，主動地閱讀。這里要說明的是，研究生所要閱讀的文獻，既包括中國古代文學中所涉及的古代文獻（原始古籍、影印本、排印本、點校本、注釋本等），也包括近現(xiàn)代學者的研究著作、期刊論文等。
二、中國古代文學專業(yè)研究生文獻閱讀的策略
在這個知識大爆炸的時代，各類書籍席卷而來，到底應該讀什么書，應該怎么讀呢？有效的閱讀不能盲目，要建構科學的知識體系和思想體系，并將吸收的知識有機結合到知識框架之中，才能使知識體系、思想體系更加有條理性，考慮問題才會更加有思辨性。概括來說，根據(jù)不同的文本類型，采用不同的讀書方法，是為明智之選。
（一）文學作品“細”讀
文學作品是一個完整的多層次的藝術客體，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起點與基礎。早在20世紀20年代英美的新批評流派就提倡“細讀法”。在這種批評中，“批評家似乎是在用放大鏡讀每一個字，捕捉著文學詞句中的言外之意、暗示和聯(lián)想”[1]。英國文藝理論家瑞恰茲隨后提出了“細讀法”的具體步驟：“（1）從字、詞、句含義的釋讀入手。（2）細致分析表達手法和修辭技巧。（3）層層解剖內在的結構層次。（4）全力開掘多側面的主題內涵?！盵2]這種方法同樣適用于中國古代文學專業(yè)研究生基礎文本的閱讀。這不僅包括對作品細節(jié)尤其是中心詞、重點段落的多側面、多層次解讀，還包括文本所附帶的內容與形式的意義。當然，“細讀”也必然要求研究生掌握一定的基礎知識，如古字的辨析能力、古文的閱讀能力、句讀能力、分析能力及相關知識的綜合運用能力。
（二）專業(yè)文本“深”讀
儲備專業(yè)知識是研究生閱讀的重要目的。只有夯實基礎，準確把握研究對象所處的時代背景、政治環(huán)境、文人交游、文化思潮、文壇文風等，才能真正理解、分析研究對象，了解作家、作品及其他文學現(xiàn)象的話語環(huán)境。這樣的文學史和文學理論就不再是客觀的體系，而是具有鮮活特色的思想史。研究生也更易于通過心理認同解讀先賢的思想歷程，從而更深切地體會學術傳統(tǒng)形成的原因與過程，進而準確把握作家、作品及相關的文學現(xiàn)象。
（三）相關文本“泛”讀
在文學作品與專業(yè)文本閱讀的基礎上，也不能忽視跨學科、學科交叉領域的知識融合。李浩教授指出：古代文學研究應由純文學的研究進入雜文學的研究，由狹義文學研究進入廣義的文學或大文學的研究，提倡廣譜研究，以期突破古文學的研究困境，實現(xiàn)學術突圍[3]。經過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中的一些大家、名著及相關問題已被研究爛熟，新問題的發(fā)現(xiàn)更是難上加難，但學科間的溝通不僅會增加我們分析問題的深度，而且還可以兼顧多學科，達到知識的融合與溝通。在閱讀的過程中，還要善于提出問題、否定問題，形成自己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也就是要有批判性思維?！芭行运季S更關注思維的真實性、精確性、意義和價值，更強調思維的見識性和思維性。”[4]因此，研究生要勤于思考、勇于質疑、科學分析、理性判斷。
三、文獻閱讀在中國古代文學專業(yè)研究生培養(yǎng)中的作用
“問題”的發(fā)現(xiàn)不是憑空想象，也不是主動尋找，而是在一定積累基礎上的闡發(fā)。文獻閱讀就是讓研究生廣泛涉獵，不斷豐富知識儲備，完善知識結構，從而激發(fā)研究生的思考，形成有效的“問題”。
（一）可以有效擴展研究生視野，積累相關專業(yè)知識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很多研究生表現(xiàn)出的問題意識不強的現(xiàn)象源于自身知識結構的不完整，專業(yè)知識儲備不足。相對于本科，研究生階段更注重學習內容的深度和廣度，尤其是在原有知識結構上某一環(huán)（專業(yè)領域）的強化與深入，而這些知識往往是本科教學及研究生教學無法直接達到的。研究生所研究領域的相關知識大多需要通過個人的文獻閱讀獲取。比如，在整體把握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同時，研究生還需要深入了解某一個時期、某一個地域、某一類文體的作家作品、文學批評、文學流派、文藝思潮，及其所產生的背景、因素、與相關文學現(xiàn)象的關系及所帶來的影響等。
（二）可以合理借鑒科學的研究方法
除了在閱讀文獻中獲取知識，還能學習其中科學的研究方法。在研究生學習中，每個人的研究對象都不同，導師所教授的研究方法，或者師兄、師姐所分享的研究經驗，并不一定適用于所有的人，而閱讀文獻，尤其是閱讀相關的著作或期刊論文，可以有效學習其中的研究方法。研究生可以根據(jù)自己的研究對象，有針對性地選擇研究方法，并將其整合再利用，往往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為一種教學模式，研究型教學是上世紀在西方興起的。本世紀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界為提高人才培養(yǎng)質量，也大力倡導研究型教學。2005 年，教育部下發(fā)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的若干意見》，要求高校積極推動研究型教學，提高大學生的創(chuàng)新能力[1]。對研究型教學的研究自然也成為高校教研的熱點之一。學界對研究型教學的研究性內涵存在廣義的、多向度的理解，如歸納為“研究領先的教學、研究取向的教學、研究為本的教學、研究支持的教學”等[2]。但不論側重點何在，研究型教學都旨在促進學生的自主性、深層次學習，轉變傳統(tǒng)教學活動中教師和學生的固有角色，在教師的“教與研”和學生的“學與研”之間建立良好的互動關系。
一教學目的如何體認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基礎性、人文性屬性，決定了其教學目的在于傳道，既傳天之道（真），亦傳人之道（善、美），即將自然、社會、心靈的真、善、美展現(xiàn)和發(fā)揚出來，最終達成“立人”的目標。
在教學活動中，筆者力求踐行以上理念。為了突出教學的研究性，教師不僅要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具備學術眼光，而且應著力培養(yǎng)學生在獨立思考的前提下提出問題的意識和能力。問題意識是進行科學研究的起點，提出一個有價值的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更能鍛煉人的創(chuàng)造能力。舉例而言，筆者在講授完唐五代的詞之后，緊接著講宋詞，為了讓學生對兩者的關系有更深入的了解，筆者有意將唐五代和宋初幾位重要詞家的生卒年份排列出來?；ㄩg詞的代表溫庭筠卒于866 年，韋莊卒于910 年，南唐馮延巳卒于960 年，李煜被宋太宗賜死于978 年。而宋代最早的有成就的詞人柳永、張先、晏殊和歐陽修四人，則分別生于公元984 年、990 年、991 年和1007 年。如此一排列，果然就有學生看出了問題。他們說，柳永等四人的創(chuàng)作活動顯然都要在11 世紀20 年代之后，而此時距離宋代建國已有60 年時間，距李后主去世也將近半個世紀，也就是說，詞在這一段時間內幾乎是沉寂的。大家原來都以為有了五代詞的積累鋪墊，宋詞馬上就會踏上輝煌之旅，但沒有想到宋詞并未隨著宋王朝的建立而立即發(fā)達，而是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低迷才邁上高峰。幾位細心的同學發(fā)現(xiàn)了這一問題，便來請教筆者。筆者提示他們可以從宋初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以及詞體本身的發(fā)展等方面去尋找原因，并提供了一些可供參考的文獻資料。經過一段時間的閱讀和思考，幾個學生得出了各自的答案，筆者又鼓勵他們寫出學習心得。其中一位同學據(jù)此寫成了《試論宋初詞壇沉寂的原因》一文，此文經過充實成為了他的本科畢業(yè)論文。
顯然，如果只是滿足于基本知識點的講解而不具備研究性的目的和眼光，則我們就不會想方設法誘導學生發(fā)現(xiàn)問題，學生的學習也就不會具有主動性、探索性，所得也就很有限了。
如果說研究性的教學目的要求培養(yǎng)學生提出、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思維能力，那么人文性的教學目的則側重于提高學生感受、領悟和處理人情的共情能力。前者的核心在于“理”，在于鍛煉受教者求真求實的智商；后者的核心在于“情”，在于提升受教者求善求美的情商，二者不可偏廢。對研究型教學而言，后者尤為重要，因為研究型教學主要培養(yǎng)有探索能力和全局性能力的人，因此人文素質和能力重于知識[3]。為此，首先要求教師本身具有較豐富的歷史、社會知識和人生閱歷，具有較高的情感感受和傳達能力，具有美善相兼的文化心理。只有這樣，教師才能先入乎其內地被作品所感動所牽引，然后再出乎其外地將學生感染、將學生誘發(fā)起來，在教師———作品———學生的三維關系中起到良好的介質作用。
二教學內容如何確定
教學內容即教師教什么和學生學什么的問題，一方面有培養(yǎng)計劃和教學大綱的規(guī)定，一方面也受制于其他因素和條件，諸如學生基礎之厚薄、授課時數(shù)之多寡、教師對內容之生疏與熟稔，等等。目前，研究型教學還不能也不必覆蓋課程的全部內容，我們大致選取了30%的內容進行研究型教學嘗試。這30%的教學內容之確定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研究價值的大小，二是教師和學生研究能力的高下。前者考慮的是客觀必要性，后者照顧的是主觀可行性。
以研究價值而言。中國古代文學經歷了3000 余年的發(fā)展，積累了十分厚重的文化遺產，從理論上、從傳承傳統(tǒng)的角度來看，它們都具有研究的價值。研究型教學就是要從這些內容中選取適合學生自主研討的部分來進行教學實踐。
我們在選取教學內容時兼顧了研究對象的純粹學理價值和現(xiàn)實情理價值兩個層面。比如，漢末五言詩《古詩十九首》的作者至今未有定論，如果通過考證能夠確定其作者，當然是一個具有相當學術價值的突破。但其意義主要是學理上的，對本科學子而言，這一命題并不切近于他們的思想和生活，難以引發(fā)參與熱情。又如，元末明初南戲的代表作品《琵琶記》，曾被晚明思想家李贄批評為“畫工”，雖也不乏生動形象之意，但終究不如《西廂記》《拜月亭》這樣的“化工”之作自然天成，尤其是情節(jié)上“三不從”的構思，頗受后人詬病。但在教學中，我們考慮到這一情節(jié)很能凸顯傳統(tǒng)道德系統(tǒng)的裂痕，對當今道德文化建設也很具有參考意義，所以將之作為研究選題讓學生自由探討。大家果然各抒己見，形成了爭論，深化了相關認識，教學效果很好。
由此可見，一個好的研究論題能夠激發(fā)學生自主學習的興趣，又循此旁涉到其他知識點、思考點、情感點，由點及面，學生思考和體會的深度與廣度因之拓展開來。
以研究能力的高下而言。首先是教師的科研能力和學術眼光。筆者在教學中的體會是，一方面要結合自己的學術專長選擇合適的研究論題進行教學，以保證教學的學術性，此即以科研促進教學。另一方面也可以甚至應該拓展自己的學術領域，在教學中與學生一道探討更廣泛的學術問題，甚至可以將教學中的研究成果融入到自己的學術思考和寫作中去，此即以教學促進科研。在這一過程中，教師和學生可以相互觸發(fā)思想的火花，彼此問難，教師就不僅僅是“教”，也是在“學”了。三教學過程與方式如何創(chuàng)新
在傳統(tǒng)教學模式中，教學局限于教書，教書局限于課程，課程局限于課堂，課堂局限于講授，講授局限于教材[4]。總之，傳統(tǒng)教學方式是以課堂教學為核心的，課堂之外的教學活動時間既少，效果亦微。研究型教學在方法上要實現(xiàn)對以上局限性的突破。
從縱向的教學過程來看。研究型教學要打破傳統(tǒng)的以課堂講授為主導、以教師為主體的教學模式，充分嘗試建立以課外研討為主導、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模式，以保證研究性、人文性教學目的的實現(xiàn)。筆者在教學實踐中，試圖將教學過程梳理為五個環(huán)節(jié)，特擬表1 以示。
很明顯，五個環(huán)節(jié)按照：課外課堂課外課堂課外的順序逐次開展教學活動。其中，課堂教學在整個教學時間上所占比重并不大，且其作用僅限于教師對課題的導入、必要的背景知識精講以及最終研究成果的展示。事實上，研究型學習的主體即文獻閱讀、邏輯思考和成果寫作等均需學生在課外進行。研究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基礎性研究，其主要活動就是閱讀文獻、思考問題和寫作文字，這些活動怎么可能在極為有限的課堂中完成？而且“所有對學生產生深遠影響的重要的具體事件，有4/5 發(fā)生在課堂外”。所以，我們認為課堂交流主要是一個成果展示的平臺，是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課外研討才是研究型教學的主要部分，是水面下的冰山之根。
與此相應，教學主體也應由教師轉換成為學生。在課前準備環(huán)節(jié)中，學生要根據(jù)學習范圍精讀相關作品和文獻，獲得初步的感性認識。在自主學習和小組研討環(huán)節(jié)中，學生要泛覽教師提供的
參考文獻，搜集相關研究成果，思考論題，在師生、學生之間相互交流的基礎上形成研究報告。在課堂展示環(huán)節(jié)，小組代表以ppt 演示的形式向全班同學匯報本組研討的成果，教師和其他同學可以隨時提出辯難。在課后拓展環(huán)節(jié)，有深入研究興趣的同學可以在教師的指導下繼續(xù)探討相關問題直至寫出專業(yè)論文。
從橫向的教學方式來看。課前準備主要培養(yǎng)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訓練較好的文字感受能力。不同于一般的預習，它要求教師提出較為明確的研究范圍，學生不僅需要熟悉教材，更重要的是要精讀一定的文本，獲得初步的感性體驗，教師則以不定時交談和翻看讀書筆記的方式加以督促。
自主學習和小組研討是研究型教學的關鍵，經過此前的閱讀和導學，學生們對研討內容有了基本了解，需要在教師的指導下進入具體的研究狀態(tài)。如在一次教學實踐中，筆者在系統(tǒng)講述了唐五代及北宋詞史的基礎上，確定以“蘇軾的詞風”為題讓學生研討。先布置大家細讀了蘇軾的所有詞作，然后將全班50 名同學自由組合為3 個小組，分別研討“蘇軾詞風的表現(xiàn)”“蘇詞對前代詞人的沿革”“對蘇詞的評價”等3 個分論題。同學們進行了小組分工，有的查找資料，有的負責篩選，有的擬定提綱，有的制作ppt，有的執(zhí)筆撰寫研究報告。大家有分有合，每組先后組織了兩次集體討論。最后寫出的研究報告，筆者則逐一批改。經過一番鉆研，多數(shù)同學的頭腦都動了起來，對論題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有一個小組談蘇軾詞風的表現(xiàn)時，還能結合蘇軾的生平經歷來分析其詞風的變化，比較難得。課堂展示也是研究型教學在方式上的一種創(chuàng)新。每組選出一位同學在課堂上以ppt 演示文稿的形式匯報小組研討的成果，其他同學可以就相關問題提出看法，進行交流，教師則適時加以點評。這樣的做法既能看到學生們集體研究的結晶，也能鍛煉一定的師范技能如ppt 課件制作能力、口頭表達能力、現(xiàn)場控制能力等。實際上，3 個小組的ppt 文稿制作得都很不錯，陳述者能清晰流利地表達看法，其他同學也多能參與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探討“對蘇詞的評價”問題時，班上同學還各執(zhí)一詞，形成了爭論，現(xiàn)場氣氛熱烈。大家都反映，經過成果的現(xiàn)場展示，對問題的認識更為清楚和深入了。
四教學效果如何體現(xiàn)
教學效果即教得如何的問題，是對本文第一個方面———教學目的的回應。研究型教學的效果可從兩個層面來看：一是在教學過程中某個環(huán)節(jié)所取得的具體效果，二是整個教學所實現(xiàn)的整體效應。教學效果的表現(xiàn)形式也不應拘于一律，或是物化的文字成果，或是無形的心理躍遷。筆者從教學實踐中總結了閱讀、表達、思維等三個衡量指標。
1 閱讀效果
當下的年輕人其實并不缺乏閱讀，從各種媒介尤其是電子媒體上他們接觸了大量信息，但那些文字、圖像和聲音多數(shù)缺乏深度，有些則完全是信息垃圾。閱讀方式的碎片化不利于深入的思考，反而助長著浮躁的風氣。一些本科學生除教材之外極少專業(yè)閱讀，導致在畢業(yè)論文選題時捉襟見肘，讓論文指導教師很是為難，相信有過畢業(yè)論文指導經歷的高校教師對此都深有同感。
有鑒于此，在課前準備和自主學習階段，我們要求學生對專業(yè)書籍進行深入閱讀，旨在開闊其眼界，沉潛其心境，培養(yǎng)良好的感受力。人文學科的研究尤其是文學研究，首先即要求研究者對文字具備敏銳的感受能力。文字塑造形象，文字蘊含情感，文字傳達道理，對文字的敏銳感受即是對形象、情感和道理的敏銳感悟，而論題的提出也需在大量的、精細的專業(yè)閱讀中才能實現(xiàn)。如在進行“北宋婉約詞”的研究型教學中，學生較全面地細讀了柳永、晏殊、歐陽修、秦觀、晏幾道等幾位北宋重要詞家的作品，便對北宋詞的基本風貌有了具體感知，對詞體的特點獲得一些體認，為更深入地研討打下良好基礎。當然，為保障閱讀效果，教師需多花精力指導、督促，有條件的話最好定期開展讀書會之類的活動。比之一般教學，教師的付出會更多，而學生之閱讀實效也會更好。
2 表達效果
文學不外乎對事、情、理的書寫，如果說文學的閱讀是對這些要素入乎其內的感受，那么文學的研究則是對這些要素出乎其外的表達。因此，包括口頭和文字兩種形式的表達能力的培養(yǎng)，當然是研究型教學的要求和教學效果的體現(xiàn)。筆者的要求是，對事的表達要具體、完整，對情的表達要有感染力，對理的表達要有說服力。
在小組研討中，師生間、學生間的交流切磋有助于相互激發(fā)表達的欲望，理清表達的思路，選擇表達的方式。為了檢查小組研討的實際情況，筆者有時會參加學生的集體討論，在這種情況下，筆者一般不輕易發(fā)言，而將話語權充分交給學生。筆者發(fā)現(xiàn)，一些平素較為內向寡言的學生也慢慢開始想說話、有話說并且說得不錯起來，在此基礎上，筆者鼓勵大家將心得寫成文字。一開始，也許并不熟練和規(guī)范，也較少創(chuàng)意，但總算是他們自己的想法，較之在網上復制抄襲而上交的那些“作業(yè)”要有價值得多。經過多次打磨，每個小組的研究報告基本上能夠做到言之有物和言之有序，有些甚至言之有文（采），文字表達能力大有提高。
3 思維效果
應該說，研究型教學對學生最根本的訓練是思維的訓練，這一訓練及其效果也見之于教學的所有環(huán)節(jié)和細節(jié)當中。比如，閱讀中的感受力，側重于形象思維；表達中的說服力，側重于抽象思維；對某些問題的較為深徹的領悟，則往往依賴于直覺思維的作用。但是要追問的是，通過整個教學活動，我們希望受教育者達到一種怎樣的思想狀態(tài)？對此問題的回答，當然因學科、課程之不同而有異。對于中國古代文學這樣的人文性基礎課程而言，我們認為，應該讓學習者對傳統(tǒng)文學與文化養(yǎng)成一種情感認同與理性思辨相結合的文化心理。
筆者在與學生的交流中發(fā)現(xiàn)，有些同學對古代文學和傳統(tǒng)文化非常熱愛，但菁蕪不擇，茫無入處，可謂有心而無力；也有些同學雖然思聰意敏，資質尚佳，但盲目跟風，靈魂無根，可謂有力而無心。因此筆者認為，在古代文學的研究型教學中，要讓青年學子對于所學內容產生“愛”和“懂”的心理效果。愛就是情感認同，即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崇敬心、自信心、擔當心；懂就是理性思辨，即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辨別力、分析力、運用力。由愛而懂，因懂而愛，兩者互為因果，共同建構起當代青年面對傳統(tǒng)文化時的基本思維特質。筆者認為，研究型教學（也包括一般教學）要達到的這一思維效果相當重要，因為現(xiàn)在95 后的一代大學生，將成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xiàn)中國夢的生力軍，他們的文化認同、文化姿態(tài)將決定中國夢的色彩。在古典與現(xiàn)代、東方與西方的文化交匯路口何去何從？他們應該有心，也應該有力。
當然，從較現(xiàn)實的方面看，研究型教學的直接效益是對于學生學位論文寫作和考研考學的積極推助。幾輪教學實踐下來，一些同學跟我反映，畢業(yè)論文的選題一下子明朗了，猶豫不決的考研方向一下子決定了。而作為他們的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因為在平時的教學中便已有過不少交流，因而在論文指導過程中就感覺省力不少，論文寫作質量也明顯提高了。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的若干意見[R].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734/200507/8296.html.
[2]汪霞.大學研究型教學中的“研究”[J]. 教育發(fā)展研究，2007(11)：43-46.
中國古代數(shù)學的萌芽
原始公社末期，私有制和貨物交換產生以后，數(shù)與形的概念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仰韶文化時期出土的陶器，上面已刻有表示1234的符號。到原始公社末期，已開始用文字符號取代結繩記事了。
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有用1～8個圓點組成的等邊三角形和分正方形為100個小正方形的圖案，半坡遺址的房屋基址都是圓形和方形。為了畫圓作方，確定平直，人們還創(chuàng)造了規(guī)、矩、準、繩等作圖與測量工具。據(jù)《史記·夏本紀》記載，夏禹治水時已使用了這些工具。
商代中期，在甲骨文中已產生一套十進制數(shù)字和記數(shù)法，其中最大的數(shù)字為三萬；與此同時，殷人用十個天干和十二個地支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60個名稱來記60天的日期；在周代，又把以前用陰、陽符號構成的八卦表示八種事物發(fā)展為六十四卦，表示64種事物。
公元前一世紀的《周髀算經》提到西周初期用矩測量高、深、廣、遠的方法，并舉出勾股形的勾三、股四、弦五以及環(huán)矩可以為圓等例子。《禮記·內則》篇提到西周貴族子弟從九歲開始便要學習數(shù)目和記數(shù)方法，他們要受禮、樂、射、馭、書、數(shù)的訓練，作為“六藝”之一的數(shù)已經開始成為專門的課程。
春秋戰(zhàn)國之際，籌算已得到普遍的應用，籌算記數(shù)法已使用十進位值制，這種記數(shù)法對世界數(shù)學的發(fā)展是有劃時代意義的。這個時期的測量數(shù)學在生產上有了廣泛應用，在數(shù)學上亦有相應的提高。
戰(zhàn)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也促進了數(shù)學的發(fā)展，尤其是對于正名和一些命題的爭論直接與數(shù)學有關。名家認為經過抽象以后的名詞概念與它們原來的實體不同，他們提出“矩不方，規(guī)不可以為圓”，把“大一”(無窮大)定義為“至大無外”，“小一”(無窮小)定義為“至小無內”。還提出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等命題.
而墨家則認為名來源于物，名可以從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墨家給出一些數(shù)學定義。例如圓、方、平、直、次(相切)、端(點)等等。
墨家不同意“一尺之棰”的命題，提出一個“非半”的命題來進行反駁：將一線段按一半一半地無限分割下去，就必將出現(xiàn)一個不能再分割的“非半”，這個“非半”就是點。
名家的命題論述了有限長度可分割成一個無窮序列，墨家的命題則指出了這種無限分割的變化和結果。名家和墨家的數(shù)學定義和數(shù)學命題的討論，對中國古代數(shù)學理論的發(fā)展是很有意義的。
中國古代數(shù)學體系的形成
秦漢是封建社會的上升時期，經濟和文化均得到迅速發(fā)展。中國古代數(shù)學體系正是形成于這個時期，它的主要標志是算術已成為一個專門的學科，以及以《九章算術》為代表的數(shù)學著作的出現(xiàn)。
《九章算術》是戰(zhàn)國、秦、漢封建社會創(chuàng)立并鞏固時期數(shù)學發(fā)展的總結，就其數(shù)學成就來說，堪稱是世界數(shù)學名著。例如分數(shù)四則運算、今有術(西方稱三率法)、開平方與開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數(shù)值解法)、盈不足術(西方稱雙設法)、各種面積和體積公式、線性方程組解法、正負數(shù)運算的加減法則、勾股形解法(特別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數(shù)的方法)等，水平都是很高的。其中方程組解法和正負數(shù)加減法則在世界數(shù)學發(fā)展上是遙遙領先的。就其特點來說，它形成了一個以籌算為中心、與古希臘數(shù)學完全不同的獨立體系。
《九章算術》有幾個顯著的特點：采用按類分章的數(shù)學問題集的形式；算式都是從籌算記數(shù)法發(fā)展起來的；以算術、代數(shù)為主，很少涉及圖形性質；重視應用，缺乏理論闡述等。
這些特點是同當時社會條件與學術思想密切相關的。秦漢時期，一切科學技術都要為當時確立和鞏固封建制度，以及發(fā)展社會生產服務，強調數(shù)學的應用性。最后成書于東漢初年的《九章算術》，排除了戰(zhàn)國時期在百家爭鳴中出現(xiàn)的名家和墨家重視名詞定義與邏輯的討論，偏重于與當時生產、生活密切相結合的數(shù)學問題及其解法，這與當時社會的發(fā)展情況是完全一致的?！毒耪滤阈g》在隋唐時期曾傳到朝鮮、日本，并成為這些國家當時的數(shù)學教科書。它的一些成就如十進位值制、今有術、盈不足術等還傳到印度和阿拉伯，并通過印度、阿拉伯傳到歐洲，促進了世界數(shù)學的發(fā)展。
中國古代數(shù)學的發(fā)展
魏、晉時期出現(xiàn)的玄學，不為漢儒經學束縛，思想比較活躍；它詰辯求勝，又能運用邏輯思維，分析義理，這些都有利于數(shù)學從理論上加以提高。吳國趙爽注《周髀算經》，漢末魏初徐岳撰《九章算術》注，魏末晉初劉徽撰《九章算術》注、《九章重差圖》都是出現(xiàn)在這個時期。趙爽與劉徽的工作
趙爽是中國古代對數(shù)學定理和公式進行證明與推導的最早的數(shù)學家之一。他在《周髀算經》書中補充的“勾股圓方圖及注”和“日高圖及注”是十分重要的數(shù)學文獻。在“勾股圓方圖及注”中他提出用弦圖證明勾股定理和解勾股形的五個公式；在“日高圖及注”中，他用圖形面積證明漢代普遍應用的重差公式，趙爽的工作是帶有開創(chuàng)性的，在中國古代數(shù)學發(fā)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劉徽約與趙爽同時，他繼承和發(fā)展了戰(zhàn)國時期名家和墨家的思想，主張對一些數(shù)學名詞特別是重要的數(shù)學概念給以嚴格的定義，認為對數(shù)學知識必須進行“析理”，才能使數(shù)學著作簡明嚴密，利于讀者。他的《九章算術》注不僅是對《九章算術》的方法、公式和定理進行一般的解釋和推導，而且在論述的過程中有很大的發(fā)展。劉徽創(chuàng)造割圓術，利用極限的思想證明圓的面積公式，并首次用理論的方法算得圓周率為157/50和3927/1250。
劉徽用無窮分割的方法證明了直角方錐與直角四面體的體積比恒為2:1，解決了一般立體體積的關鍵問題。在證明方錐、圓柱、圓錐、圓臺的體積時，劉徽為徹底解決球的體積提出了正確途徑。東晉以后，中國長期處于戰(zhàn)爭和南北分裂的狀態(tài)。祖沖之父子的工作就是經濟文化南移以后，南方數(shù)學發(fā)展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作，他們在劉徽注《九章算術》的基礎上，把傳統(tǒng)數(shù)學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他們的數(shù)學工作主要有：計算出圓周率在3.1415926～3.1415927之間；提出祖(日恒)原理；提出二次與三次方程的解法等。
據(jù)推測，祖沖之在劉徽割圓術的基礎上，算出圓內接正6144邊形和正12288邊形的面積，從而得到了這個結果。他又用新的方法得到圓周率兩個分數(shù)值，即約率22/7和密率355/113。祖沖之這一工作，使中國在圓周率計算方面，比西方領先約一千年之久；祖沖之之子祖(日恒)總結了劉徽的有關工作，提出“冪勢既同則積不容異”，即等高的兩立體，若其任意高處的水平截面積相等，則這兩立體體積相等，這就是著名的祖(日恒)公理。祖(日恒)應用這個公理，解決了劉徽尚未解決的球體積公式。
隋煬帝好大喜功，大興土木，客觀上促進了數(shù)學的發(fā)展。唐初王孝通的《緝古算經》，主要討論土木工程中計算土方、工程分工、驗收以及倉庫和地窖的計算問題，反映了這個時期數(shù)學的情況。王孝通在不用數(shù)學符號的情況下，立出數(shù)字三次方程，不僅解決了當時社會的需要，也為后來天元術的建立打下基礎。此外，對傳統(tǒng)的勾股形解法，王孝通也是用數(shù)字三次方程解決的。
唐初封建統(tǒng)治者繼承隋制，656年在國子監(jiān)設立算學館，設有算學博士和助教，學生30人。由太史令李淳風等編纂注釋《算經十書》，作為算學館學生用的課本，明算科考試亦以這些算書為準。李淳風等編纂的《算經十書》，對保存數(shù)學經典著作、為數(shù)學研究提供文獻資料方面是很有意義的。他們給《周髀算經》、《九章算術》以及《海島算經》所作的注解，對讀者是有幫助的。隋唐時期，由于歷法的需要，天算學家創(chuàng)立了二次函數(shù)的內插法，豐富了中國古代數(shù)學的內容。
算籌是中國古代的主要計算工具，它具有簡單、形象、具體等優(yōu)點，但也存在布籌占用面積大，運籌速度加快時容易擺弄不正而造成錯誤等缺點，因此很早就開始進行改革。其中太乙算、兩儀算、三才算和珠算都是用珠的槽算盤，在技術上是重要的改革。尤其是“珠算”，它繼承了籌算五升十進與位值制的優(yōu)點，又克服了籌算縱橫記數(shù)與置籌不便的缺點，優(yōu)越性十分明顯。但由于當時乘除算法仍然不能在一個橫列中進行。算珠還沒有穿檔，攜帶不方便，因此仍沒有普遍應用唐中期以后，商業(yè)繁榮，數(shù)字計算增多，迫切要求改革計算方法，從《新唐書》等文獻留下來的算書書目，可以看出這次算法改革主要是簡化乘、除算法，唐代的算法改革使乘除法可以在一個橫列中進行運算，它既適用于籌算，也適用于珠算。
中國古代數(shù)學的繁榮
960年，北宋王朝的建立結束了五代十國割據(jù)的局面。北宋的農業(yè)、手工業(yè)、商業(yè)空前繁榮，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火藥、指南針、印刷術三大發(fā)明就是在這種經濟高漲的情況下得到廣泛應用。1084年秘書省第一次印刷出版了《算經十書》，1213年鮑搟之又進行翻刻。這些都為數(shù)學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
從11～14世紀約300年期間，出現(xiàn)了一批著名的數(shù)學家和數(shù)學著作，如賈憲的《黃帝九章算法細草》，劉益的《議古根源》，秦九韶的《數(shù)書九章》，李冶的《測圓海鏡》和《益古演段》，楊輝的《詳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和《楊輝算法》，朱世杰的《算學啟蒙》《四元玉鑒》等，很多領域都達到古代數(shù)學的高峰，其中一些成就也是當時世界數(shù)學的高峰
從開平方、開立方到四次以上的開方，在認識上是一個飛躍，實現(xiàn)這個飛躍的就是賈憲。楊輝在《九章算法纂類》中載有賈憲“增乘開平方法”、“增乘開立方法”；在《詳解九章算法》中載有賈憲的“開方作法本源”圖、“增乘方法求廉草”和用增乘開方法開四次方的例子。根據(jù)這些記錄可以確定賈憲已發(fā)現(xiàn)二項系數(shù)表，創(chuàng)造了增乘開方法。這兩項成就對整個宋元數(shù)學發(fā)生重大的影響，其中賈憲三角比西方的帕斯卡三角形早提出600多年。
把增乘開方法推廣到數(shù)字高次方程(包括系數(shù)為負的情形)解法的是劉益。《楊輝算法》中“田畝比類乘除捷法”卷，介紹了原書中22個二次方程和1個四次方程，后者是用增乘開方法解三次以上的高次方程的最早例子。
秦九韶是高次方程解法的集大成者，他在《數(shù)書九章》中收集了21個用增乘開方法解高次方程(最高次數(shù)為10)的問題。為了適應增乘開方法的計算程序，奏九韶把常數(shù)項規(guī)定為負數(shù)，把高次方程解法分成各種類型。當方程的根為非整數(shù)時，秦九韶采取繼續(xù)求根的小數(shù)，或用減根變換方程各次冪的系數(shù)之和為分母，常數(shù)為分子來表示根的非整數(shù)部分，這是《九章算術》和劉徽注處理無理數(shù)方法的發(fā)展。在求根的第二位數(shù)時，
秦九韶還提出以一次項系數(shù)除常數(shù)項為根的第二位數(shù)的試除法，這比西方最早的霍納方法早500多年。元代天文學家王恂、郭守敬等在《授時歷》中解決了三次函數(shù)的內插值問題。秦九韶在“綴術推星”題、朱世杰在《四元玉鑒》“如象招數(shù)”題都提到內插法(他們稱為招差術)，朱世杰得到一個四次函數(shù)的內插公式。
用天元(相當于x)作為未知數(shù)符號，立出高次方程，古代稱為天元術，這是中國數(shù)學史上首次引入符號，并用符號運算來解決建立高次方程的問題?，F(xiàn)存最早的天元術著作是李冶的《測圓海鏡》。從天元術推廣到二元、三元和四元的高次聯(lián)立方程組，是宋元數(shù)學家的又一項杰出的創(chuàng)造留傳至今，并對這一杰出創(chuàng)造進行系統(tǒng)論述的是朱世杰的《四元玉鑒》。
朱世杰的四元高次聯(lián)立方程組表示法是在天元術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他把常數(shù)放在中央，四元的各次冪放在上、下、左、右四個方向上，其他各項放在四個象限中。朱世杰的最大貢獻是提出四元消元法，其方法是先擇一元為未知數(shù)，其他元組成的多項式作為這未知數(shù)的系數(shù)，列成若干個一元高次方程式，然后應用互乘相消法逐步消去這一未知數(shù)。重復這一步驟便可消去其他未知數(shù)，最后用增乘開方法求解。這是線性方法組解法的重大發(fā)展，比西方同類方法早400多年。勾股形解法在宋元時期有新的發(fā)展，朱世杰在《算學啟蒙》卷下提出已知勾弦和、股弦和求解勾股形的方法，補充了《九章算術》的不足。李冶在《測圓海鏡》對勾股容圓問題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得到九個容圓公式，大大豐富了中國古代幾何學的內容。已知黃道與赤道的夾角和太陽從冬至點向春分點運行的黃經余弧，求赤經余弧和赤緯度數(shù)，是一個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問題，傳統(tǒng)歷法都是用內插法進行計算。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則用傳統(tǒng)的勾股形解法、沈括用會圓術和天元術解決了這個問題。不過他們得到的是一個近似公式，結果不夠精確。但他們的整個推算步驟是正確無誤的，從數(shù)學意義上講，這個方法開辟了通往球面三角法的途徑。中國古代計算技術改革的也是出現(xiàn)在宋元時期。宋元明的歷史文獻中載有大量這個時期的實用算術書目，其數(shù)量遠比唐代為多，改革的主要內容仍是乘除法。與算法改革的同時，穿珠算盤在北宋可能已出現(xiàn)。但如果把現(xiàn)代珠算看成是既有穿珠算盤，又有一套完善的算法和口訣，那么應該說它最后完成于元代。
宋元數(shù)學的繁榮，是社會經濟發(fā)展和科學技術發(fā)展的必然結果，是傳統(tǒng)數(shù)學發(fā)展的必然結果。此外，數(shù)學家們的科學思想與數(shù)學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宋元數(shù)學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對理學家的象數(shù)神秘主義。秦九韶雖曾主張數(shù)學與道學同出一源，但他后來認識到，“通神明”的數(shù)學是不存在的，只有“經世務類萬物”的數(shù)學；莫若在《四元玉鑒》序文中提出的“用假象真，以虛問實”則代表了高度抽象思維的思想方法；楊輝對縱橫圖結構進行研究，揭示出洛書的本質，有力地批判了象數(shù)神秘主義。所有這些，無疑是促進數(shù)學發(fā)展的重要因素。
中西方數(shù)學的融合
中國從明代開始進入了封建社會的晚期，封建統(tǒng)治者實行極權統(tǒng)治，宣傳唯心主義哲學，施行八股考試制度。在這種情況下，除珠算外，數(shù)學發(fā)展逐漸衰落。
16世紀末以后，西方初等數(shù)學陸續(xù)傳入中國，使中國數(shù)學研究出現(xiàn)一個中西融合貫通的局面；以后，近代數(shù)學開始傳入中國，中國數(shù)學便轉入一個以學習西方數(shù)學為主的時期；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近代數(shù)學研究才真正開始。
從明初到明中葉，商品經濟有所發(fā)展，和這種商業(yè)發(fā)展相適應的是珠算的普及。明初《魁本對相四言雜字》和《魯班木經》的出現(xiàn)，說明珠算已十分流行。前者是兒童看圖識字的課本，后者把算盤作為家庭必需用品列入一般的木器家具手冊中。隨著珠算的普及，珠算算法和口訣也逐漸趨于完善。例如王文素和程大位增加并改善撞歸、起一口訣；徐心魯和程大位增添加、減口訣并在除法中廣泛應用歸除，從而實現(xiàn)了珠算四則運算的全部口訣化；朱載墑和程大位把籌算開平方和開立方的方法應用到珠算，程大位用珠算解數(shù)字二次、三次方程等等。程大位的著作在國內外流傳很廣，影響很大。
1582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到中國，1607年以后，他先后與徐光啟翻譯了《幾何原本》前六卷、《測量法義》一卷，與李之藻編譯《圜容較義》和《同文算指》。1629年，徐光啟被禮部任命督修歷法，在他主持下，編譯《崇禎歷書》137卷?！冻绲潥v書》主要是介紹歐洲天文學家第谷的地心學說。作為這一學說的數(shù)學基礎，希臘的幾何學，歐洲玉山若干的三角學，以及納皮爾算籌、伽利略比例規(guī)等計算工具也同時介紹進來。
在傳入的數(shù)學中，影響最大的是《幾何原本》?！稁缀卧尽肥侵袊谝徊繑?shù)學翻譯著作，絕大部分數(shù)學名詞都是首創(chuàng)，其中許多至今仍在沿用。徐光啟認為對它“不必疑”、“不必改”，“舉世無一人不當學”?！稁缀卧尽肥敲髑鍍纱鷶?shù)學家必讀的數(shù)學書，對他們的研究工作頗有影響。
其次應用最廣的是三角學，介紹西方三角學的著作有《大測》《割圓八線表》和《測量全義》?！洞鬁y》主要說明三角八線(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正矢、余矢)的性質，造表方法和用表方法?！稖y量全義》除增加一些《大測》所缺的平面三角外，比較重要的是積化和差公式和球面三角。所有這些，在當時歷法工作中都是隨譯隨用的。
1646年，波蘭傳教士穆尼閣來華，跟隨他學習西方科學的有薛鳳柞、方中通等。穆尼閣去世后，薛鳳柞據(jù)其所學，編成《歷學會通》，想把中法西法融會貫通起來?！稓v學會通》中的數(shù)學內容主要有比例對數(shù)表》《比例四線新表》和《三角算法》。前兩書是介紹英國數(shù)學家納皮爾和布里格斯發(fā)明增修的對數(shù)。后一書除《崇禎歷書》介紹的球面三角外，尚有半角公式、半弧公式、德氏比例式、納氏比例式等。方中通所著《數(shù)度衍》對對數(shù)理論進行解釋。對數(shù)的傳入是十分重要，它在歷法計算中立即就得到應用。清初學者研究中西數(shù)學有心得而著書傳世的很多，影響較大的有王錫闡《圖解》、梅文鼎《梅氏叢書輯要》(其中數(shù)學著作13種共40卷)、年希堯《視學》等。梅文鼎是集中西數(shù)學之大成者。他對傳統(tǒng)數(shù)學中的線性方程組解法、勾股形解法和高次冪求正根方法等方面進行整理和研究，使瀕于枯萎的明代數(shù)學出現(xiàn)了生機。年希堯的《視學》是中國第一部介紹西方透視學的著作。
清康熙皇帝十分重視西方科學，他除了親自學習天文數(shù)學外，還培養(yǎng)了一些人才和翻譯了一些著作。1712年康熙皇帝命梅彀成任蒙養(yǎng)齋匯編官，會同陳厚耀、何國宗、明安圖、楊道聲等編纂天文算法書。1721年完成《律歷淵源》100卷，以康熙“御定”的名義于1723年出版。其中《數(shù)理精蘊》主要由梅彀成負責，分上下兩編，上編包括《幾何原本》、《算法原本》，均譯自法文著作；下編包括算術、代數(shù)、平面幾何平面三角、立體幾何等初等數(shù)學，附有素數(shù)表、對數(shù)表和三角函數(shù)表。由于它是一部比較全面的初等數(shù)學百科全書，并有康熙“御定”的名義，因此對當時數(shù)學研究有一定影響。
綜上述可以看到，清代數(shù)學家對西方數(shù)學做了大量的會通工作，并取得許多獨創(chuàng)性的成果。這些成果，如和傳統(tǒng)數(shù)學比較，是有進步的，但和同時代的西方比較則明顯落后了。
雍正即位以后，對外閉關自守，導致西方科學停止輸入中國，對內實行高壓政策，致使一般學者既不能接觸西方數(shù)學，又不敢過問經世致用之學，因而埋頭于究治古籍。乾嘉年間逐漸形成一個以考據(jù)學為主的乾嘉學派。
隨著《算經十書》與宋元數(shù)學著作的收集與注釋，出現(xiàn)了一個研究傳統(tǒng)數(shù)學的。其中能突破舊有框框并有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有焦循、汪萊、李銳、李善蘭等。他們的工作，和宋元時代的代數(shù)學比較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和西方代數(shù)學比較，在時間上晚了一些，但這些成果是在沒有受到西方近代數(shù)學的影響下獨立得到的。
與傳統(tǒng)數(shù)學研究出現(xiàn)的同時，阮元與李銳等編寫了一部天文數(shù)學家傳記—《疇人傳》，收集了從黃帝時期到嘉慶四年已故的天文學家和數(shù)學家270余人(其中有數(shù)學著作傳世的不足50人)，和明末以來介紹西方天文數(shù)學的傳教士41人。這部著作全由“掇拾史書，荃萃群籍，甄而錄之”而成，收集的完全是第一手的原始資料，在學術界頗有影響。
1840年以后，西方近代數(shù)學開始傳入中國。首先是英人在上海設立墨海書館，介紹西方數(shù)學。第二次后，、李鴻章等官僚集團開展“”，也主張介紹和學習西方數(shù)學，組織翻譯了一批近代數(shù)學著作。
其中較重要的有李善蘭與偉烈亞力翻譯的《代數(shù)學》《代微積拾級》；華蘅芳與英人傅蘭雅合譯的《代數(shù)術》《微積溯源》《決疑數(shù)學》；鄒立文與狄考文編譯的《形學備旨》《代數(shù)備旨》《筆算數(shù)學》；謝洪賚與潘慎文合譯的《代形合參》《八線備旨》等等。
《代微積拾級》是中國第一部微積分學譯本；《代數(shù)學》是英國數(shù)學家德·摩根所著的符號代數(shù)學譯本；《決疑數(shù)學》是第一部概率論譯本。在這些譯著中，創(chuàng)造了許多數(shù)學名詞和術語，至今還在應用，但所用數(shù)學符號一般已被淘汰了。以后，各地興辦新法學校，上述一些著作便成為主要教科書。
關鍵詞：藏族；古代文學；故事
藏族的民間故事是藏族古代文學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民間故事從生活實際出發(fā)，但其內容奇異、精怪，卻又在人們的認知范圍之內，因此，十分具有特色。藏族的故事最初由人們在口頭上進行傳播，后來很多故事被整理成冊，成為藏族古代文學的一部分。
一、藏族古代文學中故事的分類
（一）神話故事
神話故事是指有鬼的故事或者被神化的英雄傳說。神話故事的產生反映了古代人民想要征服自然的意愿和對美好社會狀態(tài)的向往。藏族古代的神話故事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與大自然有關的神話故事。在這一類神話故事中，人們借由神話想要闡述人類和世間萬物是如何產生的。比如《女媧娘娘》講的是女媧開世造物，捏泥造人，是萬物之母；《斯巴宰牛歌》，這一神話講的是斯巴最初形成時，天地混在一起，斯巴就將牛的各個部位割下，做成山巒、樹林、河水和天地。第二類是和人類起源有關的神話。比如被記載在《王統(tǒng)記》等書中的《獼猴變人》，講的是菩薩給神變來的獼猴授了戒律，后來獼猴繁衍，逐漸變成人類。第三類是和生產有關的神話。比如，講農耕的《青稞種子的來歷》等。
（二）傳說故事
藏族的傳說故事的種類很多。比如贊普傳說，贊普傳說的特點是贊普名字就是傳說本身。比如聶赤贊普，講的是頸座王；止貢贊普將的是用刀劍殺人。而《松贊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八思巴運寶》是關于歷史人物和僧侶的傳說。還有關于藏族地區(qū)自然的傳說，比如《龍王潭》等。關于寺廟的傳說有《修建大昭寺》等。關于動物的傳說，比如《兔子的三瓣嘴》等。
（三）生活故事
藏族在封建社會時期還存在很多奴隸，因此社會矛盾日益突出。這一時期，藏族產生了很多關于底層人民奮起反抗的斗爭故事。比如，《農夫與暴君》講的是農夫因受到國王一再的壓迫，最后將國王殺死的故事。在生活故事中，還有一類是講述關于愛情的故事。比如，《青蛙騎手》，講的是姑娘愛上的一位天上下凡的王子，但是這個王子披著青蛙皮，姑娘為了使王子留在自己身邊，姑娘將王子的青蛙皮燒去，結果王子死了，姑娘也變成了墳前的石頭。
二、藏族古代文學中故事的特征
（一）內容特征
藏族古代文學中故事的內容十分豐富。首先，在一個時期內流傳的藏族故事的內容受特定時期的時代特點所影響，也就是說，在一段時間內，人們的生活狀態(tài)和主要矛盾會影響故事的內容。比如，在封建社會，藏族還存在很多受壓迫的努力，這一時期百姓貧苦，受到來自上層社會的壓迫，因此，出現(xiàn)了很多底層人民奮起反抗的故事。而在和平安定的時期，藏族人民熱衷于放牧、飼養(yǎng)牲畜以及種植業(yè)，因此，這一時期藏族故事的內容通常圍繞生產和生活。其次，藏族古代文學中故事的內容龐雜，主要有與自然產生相關的神話，有與人類起源相關的故事，有與生產生活有關的故事，有贊普傳說，有歷史人物和宗教傳說，有動物傳說，有斗爭故事和愛情故事。
（二）修辭特征
在藏族古代文學中很多故事是與動物有關的，在經過加工之后，很多故事都把動物當做人來對待，把動物自身本不具備的特點都賦予人性化，比如讓動物有人類的動作、語言、情感。這就是在故事中運用大量的擬人化修辭方法，是藏族古代文學故事的一大特征。
（三）體裁特征
藏族古代文學中故事的體裁十分豐富。最優(yōu)特色的體裁有兩種，一種是將故事改為詩歌，比如卜辭《雪山水晶國》《卜卦簽語》等；還有將為人處世道理的諺語《猴鳥的故事》；藏族民間格言《水樹格言》等；藏族最有名的史詩《格薩爾》。第二種是將故事編入藏族民歌中，載歌載舞講述故事，比如《流奶記》《拉薩恐》等。
（四）藝術特征
藏族古代文學中故事是具有藝術性的。這些故事是藏族人民真、善、美的體現(xiàn)，是藏族人民智慧的結晶。最初，這些故事都是藏族人民口頭流傳開來的，通過口口相傳被大家熟知，后來經過講述者的再次創(chuàng)作廣泛傳播，傳播的方式也越來越多樣化，有的歌唱家把故事編為歌謠進行傳頌。優(yōu)秀的歌者或者講述者可以記住成百甚至上千個故事。這些故事都反映了藏族人民的審美取向和內心的向往。
三、藏族故事對藏族文學發(fā)展的影響
藏族故事是藏族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每一位傳播故事的人都是故事創(chuàng)作的一部分。由于藏族故事是藏族文學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藏族故事因為其豐滿的故事內容，生動的人物形象和松散的傳播形式被人們津津樂道，因此，很多藏族故事被作家用文字形式記錄下來，被歌唱家用編曲形式記錄下來。可以說，藏族故事豐富了藏族文學的內容，推廣了藏族文學的影響，促進了藏族其他文學形式的發(fā)展。
四、總結
藏族文學起源甚早，經過時代的變遷和發(fā)展，藏族文學中故事的分類也不僅僅局限在神話故事、傳說故事和生活故事，還有很多新的故事分類值得我們探索。而藏族文學中故事的特征也越來越鮮明，藏族古代文學中的故事也因為其內容生動豐富、體裁多樣，修辭手法多樣和極具藝術價值的特點會永遠被我們傳頌。
參考文獻：
佛教文獻對于中國古代文學內容的豐富主要體現(xiàn)在對詩歌、戲曲、小說及俗文學的影響等方面，佛教文獻成為很多文人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所借鑒的情節(jié)，其思想滲透到古代文學各個領域。創(chuàng)作眾所周知，我國古代的文學發(fā)展受政策影響比較大，比較明顯的是唐代，唐代的對外開放程度是中國前所未有的，這項政策加強了唐代的文化與外來文化的交流，使這個時候的文學展示了空前的活力，讓我國在文學發(fā)展上跨入了一大步，這個跨越性的發(fā)展與這個時期的佛教文化在唐朝廣泛流傳是離不開關系的。自從佛教文學傳入我國以后，文學創(chuàng)作也開始改變以往的陳舊思想，漸漸取材于佛教故事，將中國古代神話故事與佛教里的故事結合，充實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造內容，使文學作品更加有內涵、有深度，比如流傳甚廣的《西游記》中的孫悟空這個形象及其部分情節(jié)就是借鑒了佛教的經典情節(jié)。并且，佛教文化的傳入也改變了一些詞的含義，比如“龍”的含義發(fā)生變化就是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在六朝還催生了一種新的詩體，即“宮體詩”，佛教文獻影響到佛教僧侶文人，大量比較華麗的詩歌從他們筆下誕生，中國的戲曲則是由印度傳入，其中的三世輪回、因果報應思想就是佛經里面的鮮為人知的代表觀念。
二、佛教文獻影響文人的思想觀念，促使中國古代文學理念的形成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原本也有形、神、言、意只說，只不過在其發(fā)展過程中，受各種因素的影響，一部分文人為了追求自己的功名利祿而忽視了文學作品的形、神、言、意，而一些成績比較顯著的文人在追求自己的文學作品上已經達到了一個極端，佛教文獻強化了中國古代文學對形、神、言、意的追求，在其后來的發(fā)展過程中，文學作品愈加豐富，文人們的視野更加開闊，逐漸形成了中國文學的又一獨特理念，即“境界說”。佛教文獻的“形近神不滅”打破了文人們對原來的“形神”關系的理解局限，將文學當中的“形神”關系的論述推向一個歷史高度，并促使中國新的文學理念的形成，比如傳神寫照、以形寫神和重神輕形理念。佛教文獻解放了文人的思想，使其不再局限于固有的認識，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來說是百利而無一害，同時，佛教文獻促使了中國古代文學新的理念形成，至今這些理念還被應用到現(xiàn)代文學創(chuàng)作當中。
三、佛教文獻創(chuàng)新了古代文學的體裁，對今天的文化繁榮產生深遠影響
關鍵詞：古代文論；形式批評；研究
提到文學的形式研究，論者大多會把目光投向西方。似 乎“形式”批評本是西方文論的產物。縱覽二十世紀的西方 文論，在文學語言研究方面的確取得了巨大成就。無論是以俄 國形式主義和英美新批評為代表的“語言形式”，還是結構主 義文藝理論的“結構形式”；無論是符號學理論的“符號形 式”，還是神話原型批評的“原型”和格式塔理論的“格式 塔”概念，這些形形的批評理論都可歸之于“形式批評” 的范疇。六十年代以后的接受美學、解構主義、女權主義、新 歷史主義等等，也都給文學語言問題以優(yōu)先的地位和特別的關 注，并且從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各式各樣的觀點?？梢哉f，西方 二十世紀文論是以文學語言的研究為重要標志的.zclunwen.com
中國古典詩學是以漢語言文字為基礎的，漢語的獨特性決 定了中國詩歌在形式方面的天然優(yōu)勢。中國古典詩學在形式批 評方面有諸多闡述，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古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形式”之美 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具有豐富的形式美。而中國古代文 論一方面強調“言志”、“宗經”、“載道”，另一方面又始 終對詩歌語言問題相當重視，產生了大量的有關詩歌語言的論 述，其成果無論從數(shù)量和質量上都遠遠超過了西方傳統(tǒng)文論.
以唐詩為例，唐詩是我國詩歌創(chuàng)作的高峰，其形式上的 成就遠遠高于內容。幾萬首唐詩里表達的思想情感，如愛國思 鄉(xiāng)、友情愛情、春愁秋恨、山水隱逸等，在先秦至六朝的詩歌 里已表達的很多了。哈羅德·布魯姆說“：一部文學作品能夠 贏得經典地位的原創(chuàng)性標志是某種陌生性?！碧圃娭械那楦锌?定已不存什么陌生性了，只有語言而且是不斷翻新的語言，才 使唐詩贏得了經典地位.
漢語的詩性也促成了中國古典詩歌的獨特魅力。中國古 典詩學是以漢語言文字為基礎的，漢語的獨特性決定了中國詩 歌在形式方面的天然優(yōu)勢。王力指出：“因為漢語是單音節(jié)， 所以排比起來可以弄得非常整齊，一音對一音，不多不少。有 了這種特性，漢語的駢語就非常發(fā)達。”正因為此，中國古典 詩歌在對偶、平仄、用韻等諸多方面是頗為講究的。與這一創(chuàng) 作現(xiàn)實相適應，中國詩學在這方面的理論總結和思想闡述也異 常豐富。流傳甚廣的賈島“推敲”的故事，鄭谷“一字師”的 故事都是古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推敲辭章的橋段。杜甫“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詞句，表現(xiàn)了他對錘字煉句的 重視。白居易令老嫗解詩，王安石詩中“春風又綠江南岸”的 “綠”字，改十許字才定稿為“綠”。文學史上這樣注重文學 形式錘煉的例子不勝枚舉。也正是古人對于文學形式美的不懈 追求，這些優(yōu)秀的詩篇才能給我們以獨特雋永的審美感受.
二、古代文論的“內容”與“形式” 當然，我們只是為了說明問題的方便，才把文學分為內容 和形式。實際上中國文學的內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的。古代文論 中“文”、“質”作為對舉的觀念范疇，論述了內容與形式的 關系。文質說源自《論語·雍也》：“子曰：‘質勝文則野， 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痹缭诳鬃泳妥⒁獾搅?內容與形式統(tǒng)一，認為這才是君子作文的準則?？鬃拥倪@一理 論對中國古代文論的影響最大，引發(fā)的論述也最多，幾乎古代 的每個有影響的文論家都談到過這個問題.
漢代的揚雄繼承和發(fā)揮了孔子文質兼?zhèn)涞乃枷?，劉勰還 把“文質”辯證統(tǒng)一關系看作是推動文學創(chuàng)作發(fā)展的內在基本 因素。王充的“言事增實”說，陸機的“辭達理舉”和“尚巧 貴妍”說，劉勰的“情采”說，韓愈的“陳言務去”和“氣盛 言宜”說，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說，白居易的“尚質抑” 說，歐陽修的“道盛文至”說，程頤的“作文害道”說，黃庭 堅的“理得辭順”說等等?！拔馁|論”探討的是文學的語言形 式與內容的關系，總的來看，重內容但又講求文采的觀點占上 風。中國古代的“文質”理論及其所體現(xiàn)的中國古代文學歷史 發(fā)展的藝術辯證法，以及其中對文學形式的論述在今天仍然具 有重大的文學理論意義.
中國古代文論中有關文學語言的論述是相當豐富多彩的， 對于文學語言形式，所論及的問題也非常廣泛和深入。有些論 點極富啟迪性，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資源寶庫。我們可以站在現(xiàn) 代的高度上對傳統(tǒng)做出新的闡釋和評價。繼承借鑒傳統(tǒng)文論對 形式批評的豐富論述，對我們今天的理論研究無疑是非常有益 的.
參考文獻:
1、推崇“人”，重視“情”
中國文化史與西方文化史的不同之處之1是中國從沒有發(fā)生過某種宗教占據(jù)意識形態(tài)統(tǒng)治地位的事實。作為儒家思想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雖然是天命論者，但是“不語怪力亂神”：他所關注的是人，而不是神。又如儒家所倡導的“入世”觀，強調積極的干預現(xiàn)實生活，也是1種重視“人”的體現(xiàn)。同是中華思想主流的道教思想從未占據(jù)過思想統(tǒng)治地位并且生活在儒家的陰影之下，道家并非絕對的消極無為。莊子1方面在執(zhí)著“齊物論”，但另1方面卻在講“人世間”：“子之所愛，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至于佛教，從進入中國的1刻起便開始了中國化。雖然佛教的思想在中國盛極1時，但是仍無法撼動中國主流的儒家思想，與此同時，佛教思想也在向著儒家的思想靠近。禪宗的心性修養(yǎng)為中心的哲學觀和孟子的行善輪、先驗論在本質上是1致的。兒它的主觀唯心主義又深刻影響了宋明理學的發(fā)展。因而整個中國哲學都在推崇“人”的重要，強調人的主觀的活動去改造這個社會。
中國哲學傳統(tǒng)注重“情理”的思想傾向，在倫理學領域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事實上，如果說西方哲學傳統(tǒng)主要把道德問題歸結為受理性支配的意志問題的話，那么，認為“人之大倫”首先在于“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儒家思潮，卻十分強調倫理規(guī)范的情感意蘊，尤其是肯定了基于血緣親情關系之上的“情理”的重要意義。孔子曾針對宰我有關三年之喪的質疑，依據(jù)“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的親子之愛回答道：“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明確把道德踐履的必然準則建立在血親情理的真誠性和安適性之上。孟子則肯定“事親為大”，并以“親親”釋仁。深受儒家影響的郭象認為：“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王陽明也主張：“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正是在這種傾向的指導下，朱熹才把孔子認可的合乎血親情理的真誠性、因而是“直在其中”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做法，進1步譽為“天理人情之至也”。其實，宋明理學所特別注重的“天理”，作為“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在本質上正是“人情”即“血親情理”自身的本體化，與君臣、父子、夫婦的三綱倫常密不可分，所謂“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p>
對于“情”與“性”的內在關聯(lián)。孟子以情釋性，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視為人性四端，強調“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荀子以性釋情，認為“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董仲舒主張：“情亦性也”?！墩劷洝分小盁o情無佛種”，把“有情”看做是人的1個基本特征。宋明理學則以“心、性、情”的相互關系作為1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二、對倫理的苛求
中國古代哲學注重倫理道德，這與西方所重視的科學截然不同的。
中國人對于倫理的苛求可以從中國的親族稱謂看出。在1個大的家族中，存在著父母兄弟姐妹，此外還有祖父母祖母，伯叔舅，姑姨，姑奶奶姨奶奶，甥侄等等。對于兒子也有長子，支子，庶子等稱謂。這些復雜的稱謂透露出的兩個原則：男女有別和長幼有序。這正是儒家的社會秩序觀中很重要的1部分。據(jù)歷史資料，在周代中國已經形成了嚴密的政治倫理哲學觀。這套觀點強調有孝有德，講求宗法等級，這也是中國幾千年社會政治倫理的基礎。而作為中國哲學核心的儒家文化強調的“仁”“義”“恭、寬、信、敏、惠”“殺身成仁”這些倫理之上的觀點則貫穿中國歷史，是中國古代思想的核心之1。
這種對倫理的追求1是為了捍衛(wèi)“三綱五?！?，也就是捍衛(wèi)君主的統(tǒng)治。儒家思想某種程度上就是關于秩序的學說。它從家族中的長幼尊卑發(fā)展到國家的等級觀點，用儀式的不同來標明不同的等級，通過對儀式的遵守維持等級的不同。
同時，對倫理的追求也是對完美人格的追求。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內圣外王”，是圣人君子型完美化身。這種理想的人格必須把“仁”作為最高的道德品質標準，而為了追求這種標準，犧牲人的生命是應該的。正如孔子言：“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義，有殺身以成仁?！倍献铀鶑娬{的則是寡欲內省，荀子則是慎獨。
總之，中國傳統(tǒng)哲學對于倫理有堪稱苛求的標準，意在培養(yǎng)完人和絕對的忠君者。
四、對社會和整體和諧的重視
中國的封建社會長達幾千年，在這幾千年中，每1個哲學家都在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向統(tǒng)治著提供者他的治世之道。對于儒家的“入世”之道，幾乎是整個封建社會的統(tǒng)治之道。道家的“無為”之道，正是用1種“無為”的手段實現(xiàn)政治的和諧。董仲舒和宋明理學的觀點雖是支持君權專制，但也是1種對社會的治理方法。
